商贸交往与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通过搭建不同民族成员在经贸交流与商业互动的平台，彼此可以理解和感悟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这种交流与互动表现为各种形式，如: 经济行为，可以通过各地区不同民族商贸交易场域来实现民族成员之间的交流。民族间的接触是一个长久持续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生计接触也即经济交流是接触初期最基本的形式和途径。［1］( P2)经田野调查可将交流与互动的行为大体归纳为: 语言交流( 如: 侃价) ，商贸活动( 如: 货运) 等，通过上述来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的了解与认知，也可增强民族情感，并有助于找寻适合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良好途径。

　　一、民族商贸场域———临夏市北大街

　　民族商贸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即民族商贸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商贸带动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平台需要各民族之间在互信、互补的基础上搭建。临夏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自古以来被称为“中国西部旱码头”，民族商贸固然显得尤为重要，并且构成当地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之一，特别是具有特色产业的民族商贸场域的形成和发展，与当地的民族商贸活动密不可分。

　　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良好的区位优势，加之广阔的市场为其发展商贸流通提供了独特的优势，民族地区经济异军突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大批临夏籍穆斯林商人依托商贾优势，游走在西藏、青海、甘南等藏区，一方面将东部汉族地区生产的日常用品、工业产品输往民族地区，雪域高原、青海湖畔、桑科草原随处可见“白号帽”的族群符号; 另一方面又将地方特产运往东部地区，东海之滨、湘江口岸、天涯海角也随处闻听“河州乡音”。

　　临夏市北大街位于城西，始建于 1980 年，以经营民族服饰、日常用品而闻名的商贸街区，主要经营穆斯林、藏族服饰等，是民族地区多元市场互动的中心区，当地人又称其为石头街。①关于当地穆斯林与藏族是如何进行商贸交往的，一个案可作为真实写照。在与一民族用品商店老板 M 先生( 东乡族) 访谈时了解到: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北大街店铺和地摊约有四五十家。现在大概有三百多家商铺。我们这一家算老店，大概有 35 年。祖父和父亲给我讲过，他们在 1985 年之前，类似于货郎，挑个担子卖货。后来祖父和父亲买了货车，常去甘南经商。当时往那边( 甘南) 主要卖羊毛、糖、烟、酒、茶、煤油灯( 也称做“马灯”) 。这些大多是藏族居民的必需品。当时我们拿它们也去换藏族的牛羊、皮毛等。把换回来的皮毛，经亲戚或者朋友引荐把原料交给在南方加工作坊做生意的老板进行加工，做成皮鞋、皮衣等，做好后再运回来销售。

　　刚开始做生意比较吃力，没有经验，通过摆地摊维持生计，后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逐渐有了好转，随着改革开放，解决了温饱，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时期，店里的年贸易额大概 5000 元，这几年每年都在 100 万元以上。目前，大概 200 多万元。

　　现在，我们店里的有些商品像皮毛、腰带、刀具等可以用家庭式的手工作坊里的设备，让手工艺者进行加工制作，藏饰、玛瑙、念珠等需要从外地( 浙江、深圳) 进货。大部分商品是在本地加工制作，然后给需要货物的供应商运过去。供应地主要有: 四川甘孜、阿坝，甘肃甘南、夏河，西藏拉萨，云南迪庆，青海同仁、果洛等地。

　　民族用品商店老板 M 先生与藏族有贸易往来的童年回忆:在我的记忆中最早是从 1985 年开始的。当时与藏族同胞的商业贸易交往状况: 祖父告诉我，他们( 藏族同胞) 从当地的运输公司租用解放牌卡车来到这里，都是亲戚、邻居或者朋友一起来到这里购物，有时在这里暂住一晚，有时不住。

　　由于藏族居民在这里没有定居，到了这里，若要居住，就临时找空地搭帐篷，生活用品和食物都自己带。住下来后，再开始在北大街购物。他们来自四川甘孜、阿坝、若尔盖，甘南、玛曲、碌曲，也有来自西藏拉萨、日喀则，云南迪庆、青海等地。

　　临夏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旱码头”，现今青藏铁路的开通对这里的贸易也有影响，来的人更多。藏族通过与穆斯林商人侃价，以较为合适的价钱把需要的商品买( 批发) 回去后，再到当地零售，藏族到这里主要批发藏饰、腰带、刀具等。

　　笔者在田野调查时了解到: 他们买东西是季节性的，有时人少，有时则人很多。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每年金秋十月( 十一国庆节长假期间) 较多; 第二阶段是在每年冬季农历春节期间较多，之后就逐渐减少。因为这时是藏族同胞回到牧区放牧的时候，相对比较繁忙。之后属于淡季，但店铺是正常营业的，客源主要是一些搞小批发的人。

　　从访谈话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穆斯林与藏族在商业贸易往来和经济行为互动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正是通过不同民族成员在经济行为方式上的交流与互动，得以体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在理解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相互尊重与互信。

　　二、民族商贸群体的“中间人”角色定位———以大河家镇保安族为个案

　　( 一) 何谓“中间人”

　　Daniel Chew 在“Chinese － Indigenous Ｒelationsin Sarawak”( 《沙捞越华人与土着的关系》) 一文中阐述了华人在沙捞越河流上游内陆地区以土着为主的社会脉络中扮演的“中间人”( Middle Man) 的角色。这一“中间人”角色，透过商品与信贷关系，使得内陆长屋聚落内的土着很紧密地被卷入区域贸易与金融体系之中; 同时透过产品的收购和输入，使得不同的土着族群，发展出蓬勃的声望经济( Prestigeeconomy) 活动。［2］( P10)商贸交往和经济发展是穆斯林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商贸交往成为具有一定群体性的经济行为模式的标志。举例来说，长期以来，穆斯林在不同地区的经济交往、社会发展以及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了“中间人”( Middle Man) 的角色。

　　在论证过程中采用“中间人”的表述，是因为这一表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以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而是具有“社会人”和“道德人”的涵义。“中间人”是以经济理性为导引，通过商品的流动与交换，形成和建立多层次的群体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体系的商业人群。

　　( 二) 民族商贸群体的“中间人”

　　选择地处东靠临夏，西通循化、化隆，北临民和，直通西宁，辐射两省( 甘肃省和青海省) 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的穆斯林商贸群体作为案例，对其进行田野调查，从微观视角研究穆斯林商贸群体，来诠释当地穆斯林群体商贸行为。

　　将大河家镇穆斯林群体中的保安族商贸群体作为“中间人”角色定位来进行微观研究，正是对应如前所述 Daniel Chew 的《沙捞越华人与土着的关系》一文中的“中间人”( Middle Man) 角色，从而通过观察商品的交换与流动来实现利益互动，形成了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和民族情感交流。

　　“中间人”角色的意义在于通过商品的流动和交换实现利益互补与双赢，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商贸和经济交往的行为方式，使得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更加频繁，同时也沟通了彼此之间的情感，实现了社会的再生产，使穆斯林商贸群体的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多元性，逐步赋予和凸显了穆斯林群体在民族地区“中间人”角色的独特意义。

　　1． 作为“中间人”的大河家镇保安族商人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作为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多元民族文化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优势。保安族聚居的今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和刘集乡在中华民国初年形成集市，形成了几家比较大的商铺，在大河家经营棉布、杂货的有“永盛贸”、“兴盛福”、“全盛祥”、“永盛祥”四家商号，在刘集经营布匹、杂货、副食的有“积顺昌”、“渊发明”、“敬信义”三家商号。诚然，我们可以看出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作为连接内地和民族地区的商贸交往的要塞之优势。

　　大河家镇自古以来就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交流要地、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道，是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之要地。在汉朝，曾在这里设置河关县; 西晋时期，设立临津县; 隋时，设临津关; 唐代，设置积石军; 金、元时期，设积石州; 明朝，设置积石关、还设置静安堡、长宁驿等军政机构。

　　明朝时，实行“折中茶马”制度，这里成为河州茶马互市的榷场，以茶马交易为主的商贸活动相当活跃，当时在河州设立茶马司，主要在积石关，即今大河家。这一制度始于明洪武七年( 1374 年) ，结束于清雍正十三年( 1735 年) ，前后沿续了近 360 余年。明朝政府不断将大批茶叶、布匹、丝帛等货物运往这里，西蕃各部运来大量马匹在此进行交易，汉蕃官员、商人、军民人等往来众多，车马络绎不绝，在当时，这里的商贸交易已初具规模。

　　现今，大河家镇成为农贸商品集散地，其原因与历史上的商业和贸易往来是分不开的，还与历史上的商贸往来渠道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另外，大河家镇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尤为重要的。正是由于大河家镇东靠临夏，西通循化、化隆，北临民和，直通西宁，辐射两省( 甘肃省和青海省) 。故此，其显着的商贸战略地位和良好的促进作用得以体现。

　　大河家镇大墩村年长者 L 先生( 保安族) 谈到:小时候，祖父告诉我，由于积石山地处河流纵横，山大沟深的自然环境，保安族聚居地大墩、甘河滩和梅坡的交通不是很方便，而居住在这里的保安族由于生活需要，逐渐出现了经营贩运的马帮和骡队。长期以来，这些贩运货物的马帮和骡队跋山涉水。我们把这些贩卖东西的人，叫赶脚人，亦称‘脚户哥’。意为，赶脚经商的人，主要依靠的脚力是驮骡，常把四五只骡子拴在一起，让一个人赶。

　　祖父和父亲都是铁匠，把自己打制的铁器也运往青海贩卖，也帮助庄子里( 此为当地方言，意为村子里) 的朋友贩卖牲畜( 骡子) 。因为当时祖父家住在青海同仁地区，离藏族居民的居住地较近，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如何与藏族商人进行商贸交流? 这对于祖父和父亲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都会说藏语，交易起来自然很方便。比如: 日常用语、侃价等。

　　到了清同治年间，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举家迁居大河家，直至现今。另外，运往青海贩卖的商品还有药材( 冬虫夏草) 、皮毛、保安族腰刀等手工艺品。”②田野调查时，当地人提及保安族年轻人充当挖虫草者去青海采收的事情。经当地人推荐，随即前往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一家经营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的商店。这位老板在镇子上多年经营各类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年轻时就跟随父亲去青海贩卖土特产品，从事过采收冬虫夏草的职业，是一位地道的保安族挖虫草者。后来转作经营各类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的生意。

　　改革开放以来，临夏穆斯林发挥善于经商的传统优势，“东进西出、南来北往”，逐渐走上青藏高原从事商贸活动。从最初的在青藏高原走乡串户到形成初级市场，最后到融入大市场体系，从生存到发展，再到不断壮大。同时，民族地区的商贸场域，从最初的无市场、无商贸到现在的大市场、大商贸，临夏穆斯林发挥了重要作用，涉及商贸流通的范围广泛，不但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与一位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商店的老板 T 先生( 保安族，47 岁) 访谈时，他说:

　　21 岁时，父亲带我去青海果洛的山上去采冬虫夏草，大约需要 40 天左右。采冬虫夏草的时节，一般在农历四月初开始，直至农历五月初五( 端午节)结束。选择在这个时节采收，是因为积雪已融化，这时正是积石山县的保安族挖虫草者从家乡出发去采收的时节。

　　去采挖虫草者多为 20—40 岁的男性，也有部分是夫妻一起去采。虫草的采挖权由青海的藏族人承包，到了每年的采收时节，采挖虫草的积石山县保安族带队负责人要与青海当地负责采挖虫草的藏族人联系，青海当地负责采挖虫草的藏族人仅负责承包，不具体进行采收作业，与积石山县保安族带队负责人商议具体采收事宜，之后由积石山县保安族带队负责人具体组织采收工作。采挖虫草的积石山县保安族带队负责人一般在积石山县通过招聘、培训之后，选择合格的采挖虫草者去藏区采挖，有时带领大约 20 人去采挖，有时较少，人数不定。③上述个案，实际上去采挖虫草者属于当地的劳务输出人员。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积石山县有流出总人口数约为 14400 人，其中外出经商、务工人员约为 13200 人。大河家镇有流出总人口数约为1900 人，其中甘肃省内流出人口数约 200 人，甘肃省外流出人口数约为 1700 人。④通过对保安族商人的田野调查与个案访谈，我们不难发现，从明、清，再到现今，保安族商贸地区的分布，以及保安族商贸交往与其他民族的互动与交流是保安族商业群体作为“中间人”的显着特点，其决定了他们的商业贸易活动与不同民族的商业群体、不同地域的贸易市场是相联系的。由于保安族商业群体长期与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商业群体有着频繁的接触与互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经济人类学视角的群体商业交往活动和经济行为，转向看做民族学视角的多元文化的对话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从而使得多元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也为完善和发展区域社会作了铺垫。

　　保安族在内地地方性的商业贸易发展与民族商业贸易交往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这正是与之前所述的“中间人”角色相符。实际上，保安族商人就是联系内地地方性贸易市场与民族商业贸易市场的“中间人”。

　　因此，保安族商业群体作为“中间人”角色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商业贸易的互动与流通，使得贸易双方彼此都获得共赢。用人类学视角来解读可以理解为，保安族商业群体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目的是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更重要的是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情感沟通，从而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2． 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与思考———基于保安腰刀传承人的访谈

　　保安腰刀是保安族人最重要的民间手工艺品，也是其追忆民族历史和技艺传承的物质民俗符号。

　　它与保安族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和文明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地根植于保安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审美价值。

　　( 1) 保安腰刀历史及个案访谈

    保安腰刀与其出现的历史时期有着密切的联系。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军队占领欧亚大陆，对中亚地区的诸多国家实行了强征，这样导致了大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成为战俘。在这些俘虏中，一部分就有保安族的先民。当然也有一些随军队一起来的工匠，为蒙古军队打制兵器。据一些专家考证，保安折花刀的制作技艺和纹路与史料记载的元代着名的“米昔刀”很相似。［3］( P163)由此，可以说明这与现今保安腰刀的手工业发展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推测，保安腰刀的出现与元代的军事活动有着重要的联系。

　　1227 年，成吉思汗帅蒙古军队灭西夏，并占领了青海同仁在内的积石州、西宁等地区。当时蒙古的一支探马赤军留在青海同仁地区屯田戍边，主要定居在隆务河畔的保安城，元世祖后期编入民籍，成为民户。之后，在这里出现了诸多从事手工业制作的小作坊，也随之出现一些新的工匠。如: 铁匠、金银匠、木匠等。当时的铁匠主要以制作弓箭、土枪等武器为主，后来逐渐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断探索，发明并打制出一种木柄皮鞘的腰刀，也就是现今保安腰刀的雏形。保安语将打制金属器具的工匠称之为“果尔”。青海同仁有两个叫“果尔”的地名，一是隆务镇吴屯村的铁匠庄，又名“铁匠城”，亦称“果尔仓”。另一个是隆务河以西的“果尔滩”。这两个地名与保安族先民中的铁匠曾在此居住和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果尔”的主要工种有银匠、铜匠、剪子匠、刀子匠、黑活匠等。［4］( P248)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安腰刀已经发展到了 10 多个种类，30 多种品种。保安腰刀分为折花刀、龙汉刀、双落鸦乌其、什样锦腰刀、满把子、西瓜头、鸳鸯双刀等。在制作工艺上要经过式样设计、选材、锻打、淬火、镶嵌、砸铆、抛光等一系列工序，工序有的复杂，有的简捷，复杂的需要 80 多道工序，简捷的也需要 40 多道［3］( P163)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保安腰刀的制作工具上有了较大改进。过去主要使用铁锤、钳子、剪刀、锉刀、风箱、锯子。现今，运用空气锤、电动切割机、电钻等比较先进的工具。

　　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保安腰刀的制作工艺由过去的手工制作逐渐转向手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制作方式。

　　什样锦腰刀堪称为保安腰刀的象征，在整体上简洁、实用，与质朴的西北风土相吻合。按通常的分类，它属于方头直刀，特点是刀板平直、刀刃折转突兀，形成三角形刀尖和强劲的切割面，显得刚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刀柄，用银、铜、石、珠等在牦牛角上镶、嵌出梅花、一条龙等云纹、水波及各种抽象图案，装饰效果璀璨夺目又华丽。刀鞘以铜皮砸成，内装木鞘垫型，刀锋入木，就会严丝合.在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刘集乡安民湾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安腰刀锻制技艺传承人”马维雄先生( 保安族，63 岁) 访谈时，他说:

　　我的父亲马尕虎是保安族地区非常有名的刀匠，他打制的腰刀外观精美，内质优良，擅长制作什样锦腰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的父亲的打刀技艺更加日臻圆熟，其声名与冶陕家宝齐平。冶陕家宝是保安族，大河家镇甘河滩人。他制作的“鱼刀”，做工精细，造型美观，刃口锋利，张口时极富弹性，为其他刀匠所不及，故在“保安三庄”群众中有“制作鱼刀，陕家宝最好”之誉。当时，在这里也流行这样一句话叫“陕家宝的鱼刀，马尕虎的腰刀”。冶古白，大河家镇甘河滩村人，为冶陕家宝之后的打制“鱼刀”名匠。

　　10 岁时，便师从父亲开始出入刀坊( 意为制作保安族腰刀的作坊) 学做保安腰刀。初学时，由于笨手笨脚，会时不时地遭到父亲训斥。在我十二岁的时候，随着父亲的年事已高，打不动刀了。于是，把家里打制腰刀的事托付给我。此时，我已经技术娴熟了。虽然父亲不上手制作，但父亲时时点拨。

　　通过父亲的悉心指导，加之我自己的逐渐领悟，技术越来越好。我曾参加过保安族地区刀匠技艺评比活动，并获得第一名。我打制的腰刀品种主要是什样锦双刀和西瓜头。目前，在这里仍用纯手工打制腰刀的保安族工匠已为数不多，我每天打制两把“西瓜头”腰刀。2000 年，我为“保安族艺术节”赶制了300 把五寸什样锦双刀。2006 年，我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安腰刀锻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⑤大河家镇某刀具厂负责人 N 先生( 保安族，48岁) 谈到:

　　大约 20 世纪 90 年代，保安腰刀被公安部列为市场销售管制刀具类的范围，限制其在当地销售的规定。近年来，保安腰刀的加工制作受到资金、投资等问题的困扰，导致众多腰刀加工作坊面临关门歇业。由于加工、制作等生产因素的影响，使保安腰刀的销路受阻。于是，保安腰刀工匠转行去外地打工的人逐渐增多，从而放弃了保安腰刀，这使得保安腰刀极有可能出现濒临绝迹的危险。⑥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刘集乡安民湾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传承人”马维雄先生说:

　　随着商品市场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发展，当地保安腰刀采用网上销售模式，这样为加快市场物流和宣传当地特色产品起到促进作用。今年( 2012 年) ，正逢第二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之际，有台湾、日本及韩国等地区的商人来到这里亲自考察并签了订单。这样为保安腰刀在国际市场的声誉和销售提供了展示的空间和宣传的平台，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当地特色产品的传承、发展与保护。⑦由此，保安腰刀作为保安族人最重要的民间手工艺品，也是其追忆民族历史和技艺传承的物质民俗符号。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保安腰刀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亟待对保安腰刀的发展给予重视，需要政府部门和当地保安族商人相互合作，可以请相关领域专家对保安族商人进行专业培训、网络销售等，从而使得保安族商人对市场发展和销售途径有深刻的认识，解决生产、运输、销售等问题，积极有效地促进保安腰刀的市场发展，形成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能立足，占有一席之地。

　　( 2) 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建构

　　就“特色”而言，“特色”根植于区域自身条件的，多是由区域或民族所秉承的，具有先天继承、禀赋之意。［5］( P87)应该把“特色”理解为一种占有市场优势的途径和方法，其目的在于刺激市场供应和物流，其产品应当被市场所关注和重视，从而有效地调解市场结构，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特色”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是被动的，在“特色产品”价格的供需决定中，它不是市场去适应它的“特色”; 而是由自身的“特色”去适应有差别的客户需求。其“特色”在于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完全流动性引致了资源的地域专属性。往往通过独特的资源、独特的生产流程、别具特色的产品与服务所体现。［5］( P88)大河家镇作为西北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场域，之所以能充分挖掘其特色产业的发展潜力，关键在于其具有独一无二的民族性。西北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场域的选取，需要牢牢把握两个决定性要素: 一是当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二是当地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的优势。

　　大河家镇作为西北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场域，从理论上讲，发展当地特色产业( 保安腰刀) 的销售市场，一方面需要资金的投入和技术的支持; 另一方面更多的是需要遵循市场的导向原则，把加快发展速度、提升生产和发展的规模及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和扩展适销对路的渠道，使当地特色产业( 保安腰刀) 在市场上占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及市场份额，有效的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发展步伐。反之，若没有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西北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就不能形成集聚化模式，引致特色产品产业化经营和销售网络化受阻。此外，特色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也就没有了保障，特色产品就不能占领有利的市场空间。

　　( 3) 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政府到底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什么作用，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但现在的主流看法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满足于做“小政府”，而不是“大政府”。这意味着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而不是担当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5］( P118)民族特色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积极、有效的支撑和引导作用，但不是由政府主导特色产业发展，而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中扮演保障者的角色，关键在于利用政府的权威性，对特色产业在市场发展过程中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也为政府合理、有效地找到当地脱贫致富的道路提供依据。同时，政府在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时，要给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特定的经济政策，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增强经济发展的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6］( P14)积极为特色产业能够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身优势、施展发展空间而搭建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促进特色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鉴于此，当地政府有针对性地给予保安腰刀生产制作的家庭作坊户在资金上进行适当扶持和帮助，确定发展目标和帮扶计划，把产业发展扶贫作为第一要务，有效地解决保安腰刀家庭作坊户在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积极探索新的销售路径，不断改善保安腰刀家庭作坊户生产生活条件，使其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脱贫致富的路子，也为保安腰刀生产制作的家庭作坊户搭建了与外界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加快保安腰刀手工业发展步伐。

　　现今，当地政府正是把握了西北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场域的选取要素，充分挖掘民族文化独特性并形成民族特色产品，把国家非物质文化珍贵遗产的保安腰刀作为挖掘和认识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对象，使之在市场中占有优势。另外，发展西北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必须依托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利用保安腰刀这一特色民族产业的优势，有效地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起到保护作用，并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行业协会，指定专人对保安腰刀进行保护、传承工作，同时积极鼓励保安族商人将保安腰刀的自身特色有效地应用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客户市场，使特色产品能够适销对路，并把保安腰刀的市场占有规模由本地经销模式转向异地经销模式，再通过国际贸易交流( 各类国际贸易经贸洽谈会、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把国内销售市场转向国际贸易市场。

　　三、结语

　　商贸交往场域和商贸群体的田野调查后留给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理解和诠释民族地区的历史与文化，需要运用一个多元互动的观察视角去理解将要探寻的场域，而对其观察，须依照传统的观察视角来理解，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认知视角作为起点，更需要基于对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深刻理解。其实仅可以运用到诠释或者阐述一个单个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于需要诠释民族学视角下的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的对话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所包含的内涵是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诚然，对于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的对话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正是需要文化多元的特征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才能使保安族商贸群体作为“中间人”角色在民族商贸场域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故此，为有效地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逐步转变生产方式、调整并优化产业经济结构升级，扩大民族特色产业规模，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民族特色产业作为民族地区支柱产业，将不断提升特色产业发展的档次和水平。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科学制定民族特色产业发展的长期规划，同时结合当地自身的资源优势，充分挖掘民族特色，逐步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巩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力，从而有效地促进和培育民族特色产业，以此来拓展新的民族特色产品销售渠道和市场规模。拓展民族特色产品销售渠道，需要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极为重视，建设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一定实力的专业市场和物流园区，积极有效地发挥“中国西部旱码头”的辐射作用，充分发挥有效的区域和地理优势，发展集各民族特色产业为一体的商贸物流业。通过学习和借鉴其他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深入挖掘民族地区自身的民族文化内涵，推动民族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能够充分体现多元民族特色和多元文化元素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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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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