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说：“历史的诉说夹杂着悲痛。”①在鸦片战争这段悲痛的历史中，林则徐的“爱国”和琦善的“卖国”早已成定论，然而作为大清臣子，他们的所作所为仅是奉旨办事而已。两千年来，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都被儒家的伦理道德所左右，而在皇权的社会中，天子是神圣的象征，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正如费正清所指出：“中国社会远未因为法制观念的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②现代学者对于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分析得不够透彻，但在茅海建的书中，写出了道光皇帝对于战争失败应负的责任，鸦片战争的开始和结局是必然发生的，那日本为何又能够避免战事的发生？显然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在国家存亡时刻中起重要的作用，由一位能力一般的人来担任的最高领导人在战争来临时必然无法挽回战争的败局。

　　1 对外认识的局限性

　　从道光皇帝到整个民族对英国的认识皆受“夷夏”观念影响，“在当时，清王朝上下，从皇帝到平民都不知道英国的力量甚至不明白英国地处何方”,③英国人的军舰和火炮兵器，一向被视为“奇巧淫物”.高度的中央集权使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在宫中日理万机，却只能以圣旨为媒介承载权力交换的话语，以至于导致“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④他没有实际观察到所发生的事情。同时，奏折也成了皇帝了解信息的手段，广东距离首都遥远，沿海频频传来的谎言--杨芳的“果勇”、奕山的“靖逆”以及琦善的“唇枪舌剑”,道光帝并没有机会识破，又怎能做出合乎情理的决策呢？此外，他也没有清圣祖的雄才大略，成竹于胸、临敌挑衅而不惧，他只是“一位信奉‘保守疗法’的社会病理学家，追求调补疗效。他坚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认定当时社会的病因在于官员们的玩忽职守。”⑤道光帝固执地坚守着“十分完善”祖宗家法，认为以爱新觉罗世代沿袭下来一成不变的制度，就能保大清江山固若金汤。

　　对于当时局势的无知是道光帝应负战争失败责任的重要原因。他作为战争的实际决策者，在颜伯焘厦门失守后，还不知英军会陆战。直到 1842 年 4 月后，在前线抓到英方战俘，道光帝通过审讯战俘才了解到英国有女王以及英吉利距中国多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对自己的敌人毫无了解，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同时，从禁烟到《南京条约》签订，能够醒悟的官员少之又少。他们自身知道与英国硬碰硬是必定失败的，民心是靠不住的，只能用“抚”的办法，琦善、伊里布就是这类人。

　　由于最高决策者对于相关信息的缺失，分不清形势，从而导致了地方最高长官们的几次更易。在战争过程中，封建统治的弊端也充分显露出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偏向于“剿”,群臣就多编造几个东南战局大获全胜的谎言来打消皇帝的念头。实际情况是装备、战术不如人，连能依靠的“民心”也没有利用来抵御敌人，其战争的结局必定是失败。当时的西方国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海外扩张愈演愈烈，科学技术随之也迅猛发展，再也不是中国人眼中的“蛮夷”.《马可波罗游记》中“遍地黄金”的中国，由于传统的政治制度背离了民主的道路，封建君主专制日臻完善，其弱点在鸦片战争中暴露无遗。清朝对国人思想的控制，国人被关进了一个“无形的笼子里”,被长久的安逸和平所麻痹。于是当新的危机爆发的时候，道光帝遵循祖制，抱残守缺。

　　2 对“禁烟”态度摇摆不定

　　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帝自始至终都难辞其咎。道光帝对于禁烟的方法左右为难。朝中主张“弛禁”和主张“严禁”两派官员互相争执，道光帝难以决定从而在关于禁烟的问题决策上摇摆。当得知庄亲王和镇国公溥喜在尼僧庙吸食鸦片，在天津查烟的琦善拿获来自广东的 13 万两鸦片时，道光帝深感鸦片已无孔不入，甚至浸染皇室，不得不禁烟。11 月 9日，道光帝下了一道谕旨，“林则徐着来京陛见”,⑥道光帝禁烟的决心才有此突显。道光帝为什么要禁烟呢？总结其原因有四，一是鸦片伤害身体；二是烟瘾会造成传统自然经济中的优质劳动力缺乏；三是军队中鸦片盛行会导致士兵的战斗力下降；道光帝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道光帝节俭，白银外流是他绝不能容忍的。但是在整个禁烟的过程中道光帝仍在“严禁”和“弛禁”中举棋不定。

　　1838 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主张严禁并将禁烟的重点扩大到了内地，瘾君子也列入控制范围内。看到如此建议，道光帝没有立即下决心，而是下令各省将军督抚议奏。他“下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有关部门讨论，提出意见。这表明，一切都按照旧有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着”.⑦但是“由于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最后的方案基本上是由他一人定夺，实际上取消了大臣的发言权，因此大臣的建议顶多在侧面对皇帝有所影响”.⑧道光帝太过自信，在信息资源严重不足、对鸦片流毒严重程度认识不深刻的情况下，致使鸦片走私愈来愈猖狂。两日后得到沉痛的报告后，才下定决心让林则徐奔赴广东查禁鸦片。

　　禁烟的决策是道光帝下的，也是道光帝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的，后鸦片战争起，战火蔓延至北方，道光帝的上喻中骂林：“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⑨态度一转，将其责任边推卸到了林则徐的头上，对禁烟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对林则徐的态度变为质疑。

　　3 对战争的态度不明确

　　道光帝“总是以为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在鸦片战争过程中道光帝在主“缴”派和主“抚” 派之间摇摆不定。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复杂。从主观方面来说，皇帝和地方官员交换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奏折，从而导致许多地方官员为了迎合皇帝的胃口而极力讨好甚至虚构其事，因而南方捷报频频，道光帝却察觉不出其主要意图是推卸责任谎报军情。另一方面，由于“天朝”思想根深蒂固，自然没有人将区区一个“岛夷”放在眼里，特别是虎门硝烟后，他认为大局已定，不必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禁烟，只要求林则徐组织一些善后处理工作。广东地区反复多变的局势，道光帝对广东事务越来越失去兴趣，从而专注于内朝的传统事务。皇帝的这种态度给全国上下营造出了一种和平安宁的景象，导致道光帝成为了战争过程中最“后知后觉的统治者”;从客观方面来说，英军的交通与通讯能力远胜于清王朝。处在紫禁城的道光皇帝常常在战争发生数日之后才能收到战争爆发的消息，因而清王朝对战争的决策常常滞后，这很大程度上注定了战争的失败。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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