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浙东三城反击战，清政府耗费数百万帑金，调集五六省兵力，欲一举扭转败局，最终却“图之数月，隳之崇朝”.战役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英军及时、全面的情报活动对战争的进程有重要影响。浙东战役中，英国军队通过秘购、分析《京报》以掌握清廷决策动态； 借助传教士潜入内地搜集军事情报； 收买汉奸窃取清军内部情报，从而全方位获取了清军的政治、军事情报。其情报内容从清军的战略意图到战术安排，从官员个人情况到官员间关系，从军用物资调配到武器储备和使用情况无所不至，对清军战备情况达到了若指掌的程度。在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军队战斗力等方面，清军本已处于劣势，英军的情报活动更使之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三城反击战的彻底溃败。
　　
　　[关键词]浙东战役； 英军； 情报活动。
　　
　　1842 年 3 月，清政府发动了浙东三城反击战。此役清政府筹谋数月，耗费数百万帑金，调集五六省兵力，从军事学术视角看，是“鸦片战争中清军唯一的稍具组织规模的反攻入侵之敌的作战”[1]（ P293），是清政府组织的战略决战。然而，该战“图之数月”,却“隳之崇朝”,促使清政府由抵抗转向求和，其历史原因值得深思。一场战役的失败乃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关于政治腐败、战术失误、武器装备落后、军队战斗力薄弱等因素，前人均有深入研究，但对于浙东战役中英军的情报活动，虽有涉及却仍略显不足。基于此，本文主要依据英国外交部档案之记载，结合中国官方档案史料和部分浙东战役亲历者的日记、回忆录，重新检视在浙东战役之时英军的情报活动及其影响，从历史的另一侧面反思浙东战役失败之因。
　　
　　一、英军在浙东战役中的情报来源。
　　
　　浙东战役，英军远涉重洋，孤军深入，本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之利。占领浙东三城之初，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即对外交大臣阿伯丁报告，称“获得准确的情报信息的难度或者说可能性除非亲在现场的人是不能理解的”[2]（ P197）。但英军在其原有情报获取渠道基础上不断开辟新的情报来源，其情报活动迅速展开。
　　
　　渠道一： 秘购《京报》并分析利用。
　　
　　《京报》是英国人获取清政府政治、军事情报的第一情报源。《京报》又称邸钞、邸报，是由“内阁、传知各衙门通钞，即由各该管衙门、行知各直省，或由驿站、或交提塘分递”[3]（ P836-837）各省的官报，是晚清重要的政治信息载体。与西方的官报不同，《京报》并非公开发行、人人均可订购、阅读的报纸。晚清官方认为，《京报》事涉机务，必须秘密。因此，《京报》是以各级官员为阅读对象，限于清政府政治体系之内流通的官报，是各地官员获取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非公开发售的报纸。正如戈公振所指出的，“西人之官报乃与国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4]（ P63）。在政治信息极不透明、中外之防极其严格的环境下，外国人购买、阅读中国书籍都被禁止，阅读《京报》按例更是违禁之举。然而在晚清，除提塘发递各省的《京报》之外，尚有民间报房刊刻之本。清廷对民间刊刻之《京报》“采取默认但置身事外的态度”,不仅使得外国人获取《京报》成为可能，并且使其成为“获取中国政治情报的最好工具之一”[5].
　　
　　早在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已经开始了对《京报》的翻译和介绍，并认识到其具有极高的情报价值。外国人在华报纸如《广东记事报》、《广州周报》、《中国丛报》等均对《京报》内容有经常性介绍，并将其视作是了解大清政治动向的最重要渠道。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已经建立了稳定的获取《京报》的渠道，利用《京报》获取清政府的政治、军事信息也成为常态。清政府对此已有察觉，1839 年林则徐即向道光皇帝奏报称，义律“在粤多年，狡黠素着，时常购觅邸报，探听揣摩”[6]（ P129），借以刺探情报。但清廷和各地方政府均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英国人借助《京报》获取情报信息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防范和制止。因此，在浙东战役中，《京报》仍为英军获取重要情报的来源。英军翻译人员郭士立、马儒翰、罗伯聃等同时也是情报人员，他们浸淫中国文化多年，精通汉语、汉文，可以熟练阅读、分析中国官方的文件，因此《京报》就成为他们获取中国情报的重要渠道。浙东战役中，英军一方面借助《京报》密切关注着清廷和各地方政府的政治、军事动向； 另一方面利用《京报》检验他们借助汉奸所获情报的准确性，并将两者互相对照，对清廷和各地方政府的政治动向进行分析和判断。因此，英军借助《京报》获取了大量情报信息。
　　
　　渠道二： 借助潜入内地的传教士。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但实际上外国传教士从未停止过秘密潜入内地的行为。1832 年，传教士郭士立即对中国沿海作了一年半的侦查活动，搜集了大量中国沿海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1835 年，传教士麦都思乘船对中国东部海岸进行了探查。1841 年，英军占据浙东三城后，潜入各地的传教士密切关注清政府的军事、政治动向，并将信息不断传递到英军手中。1842 年初，潜入京畿一带的传教士向英军报告京津一带的防御情况。他们的情报显示，自从宁波被英军占领以后，清政府即动用一切力量，在英军可能进攻的道路上布防。为此，他们向英军强调，“清政府把天津看成是北京的一个海港，因而特别重视天津，希望将天津变成头等的防御阵地”[7]（ P191）。还有一些传教士甚至潜入了更远一些的热河，四处窥伺，打探消息，向英军报告清政府的备战情况。他们发现，“就在这种属于满族地区出产生铁的许多村庄里，铸成各种口径为数甚巨的新的铁炮，而且这些大炮终日源源不绝地向北直隶省输送”[7]（ P191）。他们不仅向中国民众打探消息，还流窜至各处窥探，对于各地炮台和其他防御工事建筑情况的报告尤为详细。根据传教士的情报，英军发觉清道光帝完全误判了英军的战略目标，误认为英军将向北京城进击。他们预料“清朝政府一定要将中国众多的人力和广大的资源全部使用出来，抵抗我军的进攻，从而扭转它所面临的危险局势”,“以此之故，扬子江上游的防御乃完全遭受忽视； 及至他们后来有所发觉，清政府已不及采取恰当的措施”[7]（ P80）。因此，英军采取避其锋芒而攻其不备的策略，避开清军重兵防守的路线，选择进攻南京，占据运河，切断南方各省对京城的供应，以此逼迫清道光帝接受他们的条件。
　　
　　渠道三： 收买利用汉奸。
　　
　　进攻浙江之前，英军情报人员已做好了准备。英军情报官郭士立熟悉福建、广东一带的方言和中国官话，而不熟悉浙江方言，所以他们从广东带来一些依附于他们的汉奸，以他们为中间媒介招揽浙江当地汉奸，四处探听、窥伺清军消息。而一些社会下层的不法之徒和社会中贪图一时个人私利的下层民众，如鸦片烟贩、鸦片烟鬼、失业水勇和不法商人等，被英军金钱所收买，成为英军搜集情报的耳目，或在茶楼酒肆中探听，或在军营外窥探，或借助私人关系四处打听，甚至为获情报充当乡勇，为英军打探了大量清军的情报。据后来被捕之汉奸供述，每日均有汉奸到英军那里报告清军动向，情报官郭士立处每日接到情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8]（ P136）。
　　
　　然而，这些贪图一时之利的不法之徒，不论是其亲口供述还是英国人档案的记载，他们在茶楼酒肆听闻、“临营窥探”的方式均不能为英军提供核心、机密情报。同时，这些人为利而来，为多得金钱，经常会向英军提供一些不实信息。根据浙东战役后被清军捕获的汉奸方锡洪供述，为在英国人那里讨好，他曾编造虚假情报提供给郭士立[8]（ P137）。1841 年12 月至 1842 年 1 月，英军根据郭士立所获情报，认为在余姚、慈溪和奉化三地的清军有大兵力集结，并有大 批 军 用 物 资 存 储，分 别 对 三 地 发 起 了 进攻[9]（ P224）。然而最终并没有发现清军的大部队和军用物资仓库。显然，此情报是假的。为了给自己留一点面子，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只得称： “这次行动虽然从军事的角度而言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但是具有极高的道德和政治效果，不仅证明了英国军队不可战胜的作战能力，更震慑了身处杭州的中国钦差和浙江省官员。”[10]（ P44）所以，如果仅仅依靠这些底层的小内鬼，英国人纵使多与金钱，也未必能够获得核心、准确、高度机密的情报信息。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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