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改土归流对原土司辖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涉及制度、 经济 、 社会 、 文化 、 教育 、 习俗等各个方面。 近几十年来， 学者们对各个方面已经作过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制度方面， 陈廷亮论述了改土归流与湘西土家族地区封建地主制经济的最终确立问题[1 ]。 在习俗方面， 郗玉松论述过改土归流后湘西土家族婚姻习俗的变迁[2 ]； 李岚论述了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哭嫁歌的影响[3 ]。

　　在文化方面， 王先梅以婚姻习俗为视角讨论了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对土家族文化进程的影响[4 ]；段超讨论了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问题[5 ]； 熊晓辉讨论了清代改土归流时期汉文化对土家族音乐活动的影响[6 ]、 “改土归流” 对土家族音乐活动的影响[7 ]； 李储林讨论了改土归流后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变迁问题[8 ]。

　　在社会经济方面， 谭清宣讨论了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移民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9 ]；段超论述了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开发问题[10 ]、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问题[11]；龙先琼研究了近代湘西的开发与社会变迁问题[12 ]；李虎论述了清代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的影响。 通过讨论， 改土归流促进原土司管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学术界基本上形成共识。 大家认为，改土归流在土家族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政治经济变革， 极大地推动了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是土家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在改土归流后， 土家族地区的农业、 手工业、 畜牧业和商业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改土归流给土家族地区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13 ]。

　　这里以既有学术研究为基础， 主要从制度变革与社会进步角度出发， 对容美 （今湖北鹤峰县等）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研究。

　　二、 土司制度成为皇权延伸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封建社会末期， 俨然 “国中之国” 的土司统治已成为大一统中央王朝施政的巨大障碍， 土司管辖区落后的社会制度已经束缚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土司管辖区落后的制度和社会经济， 还给土司周边地区的安定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土司制度的弊病日渐显露，改土归流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言： “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 “（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

　　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

　　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数十金，终身不见天日”①[14 ]清史稿卷 288.199。湖广总督迈柱亦上奏言： “土司劣迹种种，实为地方之害，难以姑容，自应改土归流，使众土民共享升平之福”[15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湖广总督迈柱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 221。 王锡祺论道： “滇、 黔、 粤、 蜀之民， 被其流毒者数百年。

　　有良田而不知耕，有奇材而不知用，有宝藏而不知采，取其性情而不知廉耻，畏兵威而不知感怀” “议改土归流正为是数端也”[16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200。

　　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作为封疆大吏的鄂尔泰、迈柱等，看到了土司制度存在的流弊，认为该制度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

　　湖广总督迈柱就选择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容美，古称柘溪，又称容米，也有容阳之称。

　　土司田氏。 容美土司是湖广土司中历史较久、 范围较广、 影响较大的土司之一。 从元至大三年 （1310年） 建立黄沙寨千户， 到雍正十三年 （1735 年）容美宣尉司改土归流， 共经历了 425 年[17 ]。

　　《容美司改土记略》 讲述了容美土司改土归流的缘由。 “土弁田旻如者， 自康熙四十五年 （1706年） 由通州州同改调承袭土职以来， 阻险自雄， 内地人民少通。 居设九间五层， 坐向子午， 私割阉人， 妄制炮位， 构怨邻司， 忠峒、 桑植屡受抢虏之害， 袒护二婿， 楚昭、 禹鼎均罹大辟之诛。 至于所隶土职土民， 专擅予夺， 紊乱袭替， 私派滥罚， 酷敛淫刑， 甚至杀人家口， 没人财产， 种种狂悖， 罪实难遣”[18 ]毛峻德.容美司改土记略， 253-254。

　　作为亲自主持容美土司改土归流事宜的毛峻德， 对田氏土司的种种行为自然最有发言权。 然而， 改土归流本身意味着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 18 世纪， 地方割据势力已经成为中央王朝权力向下延伸的重大障碍， 中央王朝再也无法容忍土司管辖区这种 “国中之国”的存在。

　　至于毛峻德所列田旻如的种种罪状，恐怕不只是田晏如土司一个人做得出来的。

　　促成中央王朝决定对容美土司进行改土归流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经济方面的。

　　18 世纪的中国号称“康乾盛世”，天下承平日久，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但容美土司管辖地区仍然实行封建领主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程度尽管难以量化，但用“十分落后” “至少比江汉平原落后一百年”等听起来不着边际的述语，说明其落后之程度是不为过的。

　　通过顾彩的《容美纪游》[19 ]顾彩 ， 容 美纪 游，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容美土司管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程度。

　　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 二月四日， 顾氏一行从湖北枝江出发，取道湖南石门，由白果坪上大隘关，进入容美境内，经南府，抵达中府。容美迎客多取道南府， 然而， “行无大道， 皆山峡樵径，荒草茸杂， 岗蛮回互， 道多虎迹， 人家稀少”②。

　　在容美境内滞留 4 个多月后， 六月二十五日顾氏一行返程， 走容美土司官道 ， “路较宽坦 ， 多坡坎 ，烟村断续相望”③。

　　按照顾氏的记述， 自枝江至容美途中， 容美土司境内人烟比较繁盛的地方有五里坪、 南府、 东乡坪、 中府。 而自容美返程中， “烟村断续相望”， 人烟较多的聚落主要有细沙溪、 燕子坪、 湾潭、 粟子坪、 东坪、 五峰司、 谢家坪、 长乐坪、 渔阳关、 白马溪等。

　　在顾彩眼中， 容美地区就是一个 “世外桃源”，这里人口稀少， 极少与外界交通，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汉族地区远为落后。 作为前土司田舜年邀请到容美游览观光的 “特约佳宾”， 顾氏自然不会将容美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说穿。 但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出顾氏对其好友田舜年颇有微词。 顾氏记述道， “先次， 余以辞行， 君再四苦留， 其将吏子侄皆利余久住。 盖君性严厉， 果于刑杀， 自余之至也，日以诗相倡酬，夜得一诗，旦辄精思苦吟，刑政皆辍，委之旗鼓，劓刵者绝少。

　　左右皆以为余盛德所化，咸愿扳留。然余念此荒徼之地，非可久居，会君欲往天泉避暑，道远路险，不欲再移，遂决计辞行”[20 ]顾彩， 容美纪游。

　　揣摩顾氏的意思， “刑杀” “劓刵” “荒徼之地” 皆可以表现出当地社会经济的落后现状，而在“将吏子侄”眼中，顾氏俨然是代表社会进步的符号。

　　顾氏日记绝不是孤证。

　　鹤峰山羊隘《向氏族谱》同样记述了山羊隘人口稀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 “康熙年间悉行丈量” “是时人烟稀散，上下一带居民不过一二十户，草木畅茂，荒郊旷野，道路俱系羊肠小径”[21 ]鹤 峰 山 羊 隘 向 氏 族 谱 ， 91。《鹤峰州志》也记述， “我朝列圣相承，休养生息，即穷乡僻壤，莫不繁庶。独容美罹前土官之残虐二十余年， 民不聊生， 流亡转徙， 存者寥寥”。 “查土民共一千九百二十一户， 男妇共一万零三百六十七名口” “又湖南慈利拨归州属山羊隘地方， 十七都一、 二、 三区粮民， 共五百二十六户， 男妇共一千八百二十名口” “以上共计二千四百四十七户， 男妇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七名口”[21 ][乾 隆]鹤 峰 州 志， 281。

　　“容美地方幅员一千五百余里 ， 非分设一州一县 ，不足以咨治理”[23 ][乾隆]鹤峰州志， 246。 幅员辽阔至此 ，而仅有 2 447 户、12 187 口， 足见其容美人烟稀少。 顾彩所记容美 “人家稀少” “烟村断续相望”，绝非虚妄之辞。 容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是可以想见的。

　　在同一时期， 与容美毗邻的来凤县、 巴东县人口远远多于容美。 雍正十三年 （1735 年） 来凤县有“土民二千三百一十二户， 客民八千四百四十六户， 共烟民一万七百五十八户， 共烟民四万七千四百四十五丁口”[24 ]卷 15 风俗。 康熙五十年 （1712 年），巴东“城乡烟户一万八千三百三十五户， 大小男女一十一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口”[25 ][光绪]巴东县志卷四， 279。正是因为人口稀少，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土司越境虏掠案件不时闻达于朝廷。

　　湖广总督迈柱奏称田旻如“每年滥遣土目勒收春花二丝银两，越界滋扰”[26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湖广总督迈柱奏， 朱批谕旨 54 册， 210。

　　田良臣、廖国秀等称系建始县有粮百姓，在粟谷坝新龙里长滩蹇家园下白沙落业耕种，如今容美遣差田前营、黄巡捕带领三十余人，强逼其将眷口搬移进司居住[27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湖广总督迈柱奏， 朱批谕旨 54 册， 212。这样， “越界滋扰” “强逼搬移”之举就触碰到了封建王朝对土司容忍的底线。

　　可见，俨然“国中之国”的土司制度不仅是皇权延伸的重大障碍，而且落后的土司制度造成土司管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以及土司头目对周边地区的扰攘与掠夺，这些都是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难以容忍的。因此， “改土归流”势在必行。

　　雍正十一年（1733 年） 十二月十一日， 容美最后一任土司田旻如畏罪自缢，宣告了土司制度在这里的终结。

　　湖广总督迈柱奏请容美旧司治新设知州，以署湖北安陆府通判毛峻德补授。雍正十二年（1734 年） 正月， 毛峻德进入容美， 办理改土事宜，雍正十三年（1735 年） 七月履州任。 这样， 毛峻德成为容美土司改土归流后第一任知州。此后，湘鄂川黔边境地区的土司辖区相继改土归流。

　　三、中央与地方政策杠杆推动社会进步

　　在一定程度上， 中央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州郡政策和土司制度， 是中央王朝对“边徼蛮荒” 之地难以有效控制的一种补救措施 ，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稳定了当地社会秩序， 有利于维持相对低下的经济社会发展， 因而该制度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人们的肯定。 然而，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这种制度阻碍了土司管辖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迟滞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据研究， 土司制度最早渊源于西汉初年的羁縻政策， 这种 “以蛮制蛮” 的制度在唐代得以正式推行。 据 《来凤县志·土司志总志》 载： “唐初， 溪洞蛮酋归顺者， 世授刺史……为授世职之始。” 到元代， 正式确立土司制度， 中央王朝册封委任土着首领为 “土司”， 授以三品宣慰等职， 并可累代世袭，在土司辖区内实行高度自治， 由此形成了以强宗大姓为封建领主的政治格局。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 这虽是管辖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下策， 但因其简便而有效， 一直为明清两代所延续。 容美土司就是湘鄂川黔交界处的重要土司之一， 它在主动降清， 避免大规模兵乱后， 得以保存实力， 至康熙年间已发展壮大为鄂西最大的土司[28 ]。

　　明清之际，容美土司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很容易将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到土司辖区。然而，中央政府仍然墨守成规地执行“蛮不出境，汉不入峒”政策，实际上表明上层建筑没有依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因时制宜。

　　但是，到 18 世纪初期，土司制度已经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向基层延伸的重大障碍，割据势力与皇权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土司制度到了非革除不可的地步。

　　鉴于容美土司田旻如“非理越分” “淫恶种种”，经湖广总督迈柱列款纠参，令其来京讯问。田旻如先是假捏抚恤水灾，奏请宽限。又连岁铸造枪炮，修整盔甲。雍正十一年（1733 年） 九月十六日霜降扎营之后，立坛宰牛祭神，歃血设誓，商谋拒敌，分派土民，把守关隘，堵御官兵。又于雍正十一年（1733 年） 十一月三日携眷搬入万全洞，将洞口周围安设炮位火药[29 ][乾隆]鹤峰州志， 240。然而中央王朝对于投出土民俱给以衣食安插，得到政策实惠的土民随即吁请田旻如进京。

　　通过经济杠杆给老百姓带来眼见为实的好处，使强大的中央王朝赢得了民心。田旻如自知负罪深重，民心已变，于雍正十一年（1733 年） 十二月十一日畏罪自缢。 土目土民遂将部印 18 颗解赴荆州，公清改土归流。 雍正十三年 （1735 年） 雍正皇帝亲自将改土归流后的原容美土司管辖区定名为“鹤峰州”。

　　容美土司势力与中央王朝的权力博奕以后者的胜利宣告结束， 中央王朝以此为契机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 随着容美土司改流， 忠峒宣抚司田光祖等 15 土司齐集省城， 公清改流[30 ]关于湖北忠峒等十五土司要求改流朱批奏折，236。 其后， 忠孝、 忠峒、 龙潭、 高罗、木册、 大旺、 腊壁、 东流、 忠路、 唐崖、 金峒、 散毛、 卯峒、 百户、 漫水、 沙溪土司也相继改土归流， 原土司被安插到远离原土司独霸一方的地域，获得如自耕农或中小地主一般大小的一份田产[31 ]利川忠孝土司田氏族谱，255。 中央王朝陆续在原土司辖区设立巴东、 恩施、 宣恩、 来凤、 咸丰、 利川、 建始 7 县和鹤峰 1 州，统归施南府。

　　对土司辖区的改土归流， 由朝廷亲派文官治理原土司管辖地区， 无疑是中央政府一项十分正确的决策。 改土归流的实施， “蛮不出境， 汉不入峒”的民族隔离政策的废除， 使得原土司管辖区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社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央宏观政策对地方施政起着导向作用。容美地区改土归流后设置鹤峰州，第一任知州毛峻德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颁布了一系列文告，包括讲求农事，发展生产；兴文设教，向化风习；力洗婚姻旧俗，革除丧葬陋习，禁止轻生，等。目睹容美土司辖区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毛峻德在任知州后，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作物产量，主要措施包括重视积肥、水利灌溉、生产技术、农副业生产等。晓谕百姓，开挖粪池，以为蓄粪之所。毛峻德告示，本州任在牧民，粪池一件事虽细微，然利用厚生之本，必先变瘠土为沃土，求土之沃，莫先蓄粪。然而， “今鹤峰州，查蓄粪之所，十不一二。

　　家家务农，查大池蓄粪之所，百不一二。无惑乎田地瘠薄，收成有限也”。遂与居民“约法三章”：限两月内，远近居民，无论宅之旁后，家家开一蓄粪之池，遮以棘木。

　　若户大人多者，另于空地开纵横各 1 丈，深 1 尺，人少者开纵横各 5 尺，深 1 尺之池。

　　闲时则捡拾人蓄各粪及烂草火灰，堆积池中，至来岁春耕，先挑撒积土和拌土中，然后下种。

　　如此培植，不出数年，土肥苗壮，收成倍昔[32 ]毛峻德.劝民蓄粪，264。

　　劝谕百姓，讲求农事，注意水利灌溉，提高生产技术， 注重农副业生产。 毛峻德告示， 农桑为国之本， 愿尔崇本力农， 切勿务名鲜实。 “踊跃开垦荒土， 随地播种籽粒。 旱田依时锄薅， 苗稼壮茂可必。 更宜积粪和灰， 着土免致瘦瘠。 水田旁开水塘， 并备车戽沟洫 ， 倘遇雨泽愆期 ， 水塘可资救济。 塘上多栽桑麻 ， 桐树棉花并植 。 桑叶养蚕取丝， 棉麻足供纺绩。 桐子榨油堪用， 有余还变价值。 陆续渐兴各种， 一趸俱获利息。 本州买有种子， 听民栽插领给”。 “民间有主荒土， 到处尚多未开。 原限本年全熟 ， 因何宽缓延挨 。 来年如有未垦， 外地招农进来。 不论有主无主， 概作官土赏栽。 并即发给印照， 永远管业不改。 敢有执据阻拦， 按律计荒究解”[33 ]毛峻德.劝民告条， 264。

　　移风异俗， 开化风气， 实为改土归流之后原土司辖区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过程。 “上教曰风， 下化曰俗”， 意味着风气之开化， 需要地方官员广施教化， 使百姓对先进的社会风气耳濡目染， 并将其转化为百姓的自觉行为。 作为鹤峰州第一任知州，毛峻德劝民广积贮， 兴文教， 讲求纲常礼节。

　　在任鹤峰知州之初， 毛峻德发现原着居民， 一保之中，不过数户“知樽节”而“略有盖藏者”“其一经收割，辄即酿酒喂猪，会饮设馔，一日之中，费数日之粮；一人之口，吃数人之食”。

　　为此，毛氏晓谕鹤峰州远近居民，趁“谷粮丰裕之年，父子兄弟均相劝诫，毋以酿酒喂猪，会饮设馔，任意花费” “各自收藏，以备歉岁之用” “藏积多多，虽遇水旱，不觉其苦”。毛氏劝导不可谓不苦口婆心。

　　劝民广积贮实为移风易俗的一大举措[34]毛峻德， 劝积贮， 265。移风易俗的另一项内容即兴文教。 “容美僻处楚荒，未渐文教，纲常礼节，素未讲明”。因此，毛峻德捐俸设立义馆，延师教育子弟，且于乡里分立义馆。令馆师，日则教子弟在馆熟读，夜则令子弟在家温习，以便子弟的父兄辈亦闻得作忠作孝乃立身行事之根本。

　　欲图以此正人心，厚风俗，而兴礼义[35 ]毛峻德， 义馆 示 ， 307。 施南府属恩施 、 宣恩 、 来凤、咸丰、利川、建始皆在治城建立学宫，设立学额，授徒讲学。

　　在土司统治时期，容美地区婚姻习俗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但在毛峻德看来，容美旧有婚俗里有许多方面不符合汉族的婚姻礼俗，因此，他对旧有婚俗中认为是陋习的部分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进行改革。

　　毛氏认为， “本州土俗，不知家礼，娶妻不论同姓，又异姓姑舅姊妹，罔顾服制，否则指云让亲”。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 “不凭媒妁， 止以曾经一言议及， 即称曰放话， 执为左券者” “女家疏族外戚， 亦得把持主婚”。 毛峻德示谕土着居民，“嗣后男女婚姻如属同姓， 不许议及， 即异姓虽无服制， 而尊卑名分犹存者， 亦不许议及” “如有议婚者， 请凭媒妁， 两家通知明白， 必各情愿， 然后行聘。 待女家受其聘礼回报婚书， 方不得悔， 否则男家不得借 ‘放话' 二字， 辄以悔婚具告” “至于主婚， 女家自父母祖父母外， 伯叔兄姊有人， 外姻远族不得干与（预）” “男女婚配， 必须年纪相当”。

　　毛峻德认为， 只有 “力洗旧俗” “庶万化之原正，而礼乐之兴可几矣”[36 ]毛峻德， 文告， 367-369。

　　轻生看起来是个体行为， 然而当轻生成为一种逃避现实的决然选择时， 轻生实际上已经标示着社会状况的恶化、社会矛盾的积聚。 毛氏心痛地看到， “今鹤峰州， 一岁之中轻生者数闻； 一日之内，自缢者再报”[37 ]毛峻德.告城隍文， 372。

　　作为鹤峰州第一任“父母官”，毛峻德对此感到痛心疾首。 毛氏开导百姓， 尔等 “向为土司管辖， 彼时律法不明， 或与人有怨， 即以投河、 自缢之人命破人之家， 甚至戕人之命， 以泄其忿。 因而恶习相沿， 动辄轻生”。 而今已经改土归流，换了人间， “尔等共为盛世良民，即应革面革心，更改恶习。

　　凡含冤负屈直书具告，断无不白不伸之理，自不必投河、投崖、自缢、自刎，始可泄恨也”[38 ]毛峻德， 禁轻生， 370-371。然而，毛氏弄不明白轻生频繁发生的根源是什么，认为是冤死之鬼作祟。

　　毛氏祷告， “非系疾病数奇，即或口角细故，何恶俗之难变，可恨可悯，一至此哉” “或被山魈野魅，枉死冤魂，伏水为祟，傍山作怪，亦莫须有之事矣” “闻前此土弁，贪淫抢虏，民不聊生，有投崖而死者，有溺水而死者，有自缢、自刎而死者，更有无辜杀戮，及毙于杖下者” “种种冤魂，愁沉恨结，超升无路，祭奠莫及，得毋作祟生灾者，即若辈欤！”[39 ]毛峻德.告城隍文， 372毛峻德没有意识到，轻生之事频发，其根源正是土司制度下的残暴统治，土弁贪淫抢虏，造成社会状况的恶化。

　　然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社会积习，岂一朝一夕能够扭转！良好的风俗引导着改土归流地区的社会风气，实际上从更高的层面推动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鹤峰第一任州官毛峻德发布的一系列文告，显然具有法律效力。正是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善。然而，经济社会发展更强有力的推力是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

　　四、 汉族人口迁入与容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清政府改土归流的实施， 招徕安集政策的推行， 为土司管辖区周边的人口迁入提供了政策保障， 当地人口迅速增加。 鹤峰州 “自改州以来， 招徕安集， 远近乐归 ， 人户渐众 ， 盖月异而岁不同矣”[40 ][乾隆]鹤峰州志， 281。 “设流以后， 常德、 澧州及外府之人， 入山承垦者甚众。 老林初开， 苞谷不粪而获，每市斗仅值四十文。 较官斗仅值二十文”[41 ]开垦， 266。

　　建始自明季寇乱，邑无居人十数年， 迨康熙（1661-1722 年） 初年始就荡平， 逃亡复业者十之一二， 嗣定， 荆州、 湖南、 江西等处流民竞集， 维时土旷人稀， 随力垦辟， 不以越畔相诃也。 迨后者踵至， 则以先至者为业主， 典买耕种， 略议地界，又或众姓共佃一山， 自某坡至某涧， 奚啻数里而遥。 始则剪除荆棘， 驱其豺狼狐狸而居之。 至于荒地成熟将如墉栉， 昔所弃为区 （瓯） 脱者， 今则等持膏腴， 而争田之讼日起矣。 初界本不甚清， 易于影射， 自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 报垦， 雍正七年（1729 年） 清丈以来， 有屡经勘讯， 而经界仍不能正固者，难以让畔之风，喻诸荷锄之侣矣[42]卷之 10 典礼志。

　　恩施邑民有本户、客户之分，本户皆前代土着，客户则乾隆（1736-1796 年） 设府后贸迁而来者，大抵本户之民多实质，客户之民尚园通[43 ][同治]恩施县志，367。

　　咸邑（今湖北咸丰）旧惟土着，自改土归流后，外来寄籍者不少，然皆耕凿相安，两无猜忌。迄咸丰（1850-1861 年） 初年， 四川彭邑 （今重庆彭水）人民始有迁移入咸者，近则愈迁愈甚，接踵而至者，遍乡邑有非我族类之感焉[44 ]卷 7 典礼·风俗。

　　利川土着俗尚朴俭，男女杂作， 勤耕稼。 客籍江西、黄州、武昌、四川、贵州为多，言语服食各从本贯[45 ]卷 21 舆地·风俗。

　　18 世纪 20 年代改土归流时施南 6 县人口数为117 430 人， 1832 年达 90 万人以上[46 ]卷 之 10 典 礼 志，在近百年里增长了 78 万口之多。

　　由于流民的迁入及人口长期的自然增长，到 1908 年，鄂西南 6 县人口总数达到 1 776 538 人[47 ]15。施南 6 县人口数从 18 世纪 20 年代到 19 世纪 30 年代人口数由 12万达到 90 万，这主要是移民的结果；19 世纪 30年代到 20 世纪初，人口数量由 90 万达到 180 万，则是移民和当地人口自然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改土归流以后，移民大量涌入，原土司管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勃勃生机， 山羊隘 《向氏族谱》 记述了这一盛况 。 “ （ 容美 ） 至乾隆年间（1736-1796 年） 始种苞谷， 于是开铁厂者来矣，烧白炭者至焉， 群来斯土， 斧斤伐之 ， 可以为美乎， 叠叠青山， 为之一扫光矣。 禽兽逃匿， 鱼鳖尽焉” “而外来各处民人， 挈妻负子， 佃地种植苞谷者， 迭踵而至。 山之巅， 水之涯， 昔日禽兽窠巢，今皆为膏腴之所， 风气变而华， 民情易而奢， 冠婚丧祭之仪， 日用衣食之具， 与前迥不相侔也。 舟楫之往来， 连络不绝； 商贾之货殖， 各样俱全； 人事之繁华， 已至其极； 心术巧诈， 愈见其甚， 求以往昔之淳厚俭朴， 殆不可复几见”[48 ]鹤峰山羊隘向氏族谱， 92。

　　移民带来了新的物种， 带来了新的生产门类， 工商业日渐繁荣， 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封建领主制度的废除， 使原容美土司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观。

　　在改土归流前， 容美地区的物产种类相对贫乏。 《容美纪游》 记述当地所产为葛粉、 蕨粉、 苦荞、 甜荞、 小麦、 大麦、 大豆、 龙爪谷、 稻米， 其中以葛粉、 蕨粉、 苦荞、 大麦、 大豆居多。 蔬菜主要有金豆、天蒜。

　　珍品主要有茶叶、峒被、蜂蜜、马。所以，顾彩返程，原土司田舜年的馈物为川马2 匹、 黄莲 2 斤、 峒被 2 床、 峒巾 10 条、 茶叶 4篓、蜜饯 2 瓶、路莱 10 种。容美物产具有代表性，土司辖区的物产大同小异[49 ]164。

　　移民带来了玉米、甘薯、马铃薯、芝麻、小麦、糯稻、粳稻、油菜等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稻谷有早稻、晚稻，谷种分为糯谷和粘谷。稻谷品种在来凤县就达 20 多种，山行平旷处皆开田种稻[50 ]卷 15 风 俗。然而，因地处山区， 故玉米、 红薯、 小米、洋芋、荞子等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例如来凤“乡人居高者，持苞谷以接济正粮；居下者，持甘薯以接济正粮”[51 ]卷 15 风俗。恩施“环邑皆山，以苞谷为正粮，间有稻谷，收获恒迟，贫民则种薯为正务，最高之山，惟种药材，最近遍种洋芋，贫民赖以为生”[52 ]卷之 10 典礼志。

　　来凤“田少山多， 男女合作，方春，视山可垦处，伐木烧畲，种植杂粮，悬崖峭壁皆满，而苞谷尤多”[53 ]卷 15 风俗。鹤峰“田少山多，陂陀硗确之处多种苞谷”[54 ]卷 11 风 俗。宣恩“谷属俱有， 惟包谷最多。 甘薯有红白二种， 山地多种之。洋芋，东乡椿木营、忠峒、乌脊岭等处最多，山民聊以备荒”[55 ]卷 10 风俗。经济林木栽培增多，苎麻、棉花、油菜等经济作物普遍种植， 其产出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 经济林木的产品， “桐、 茶、 油之利， 利之最广者。 其它，则蜡树。 其次， 则桑、 茶方始， 漆初兴， 诸种有利之树， 鼓干兴奋， 皆将永其利， 以为土人之利”[56]169。

　　耕作技术的改进主要体现于耕作工具的改进、水利灌溉的推广、 作物施肥的重视和耕作细节的把握。 人们逐渐地废弃了旧时的木犁、 木耙等古老农具， 而代之以铁犁、 铁耙等铁制农具， 并普遍采用了牛耕方式。 利川 “高低田地皆用牛犁。 ……牛犁所不至者， 则以人力为之”[57 ]卷 10 武备志。咸丰 “高山使用黄牛， 平坝使用水车”[58 ]卷 7 典礼·风俗。

　　人们注意兴修塘堰、 整修河道 、 筑塘制车 。灌溉用的工具就有筒车、 水车、 手摇式的蜈蚣车、冲筒等， 来凤县还使用了水碓、 水磨、 冲筒和水碾[59 ]卷 15 风俗。

　　筒车和水车能将低地的溪水灌溉到高处的田地，扩大了水稻的种植面积。 来凤县令张公董开凿有渠三道， 一引红岩溪水灌沙坨坪， 一引龙洞桥水灌桐梓园， 西南则自伏虎洞导流牛车坪得灌焉[60 ]卷 15 风俗。

　　由于官方的倡导， 对农作物施肥受到当地人的重视。鹤峰第一任州官毛峻德《劝民蓄粪》 告示体现了官方对积肥的重视。来凤县“农人入冬月，满田浸树叶，谓之压青。至春来，叶烂泥融，可以代粪”[61 ]卷 15 风俗。

　　由于官方的倡导，耕作技术得以改善。毛峻德告示百姓，鹤峰田土瘠薄，半由农事不讲，今定耕凿六则，劝民是则是仿。 “一要高培田塍，雨水任我蓄放；二要开塘引流，庶几稍旱不妨；三要多收草粪， 春耕和土为上； 四要石灰暖地， 辟除涧水寒凉；五要勤拔草稗，禾苗定然茂壮；六要收拦牲畜，毋许践踏田庄”[62 ]毛峻德， 劝民告条， 264。

　　由于改土归流后山区人口逐渐增多，山多田少，良田有限，来凤知县丁周推广先进的耕作方法———区田法， 即将田分成 2 650 区，每隔 1 区种 1 棵作物，每次可种作物 660 棵，区深 1 尺， 用熟粪 2 升， 和土一起拌种，锄草数遍，合理灌溉，就可以得到增产数倍的好收成[63 ]卷 30。

　　人们能根据节气的变化精确地调整耕作时间，来凤居民“山行平旷处，皆开田种稻，春社浸种者，名社秧；清明浸种者，名清明秧。栽插不避风雨，恐违节气。谚曰：三月清明迟下种，二月清明早种秧”[64 ]卷 15 风俗。农家以此为占验。

　　总之，土司制度的废除，鼓励人口迁入政策的实施， 使得以容美为代表的原土司管辖地区迎来了大量汉族人口， 他们的迁入为原土司辖区输入了大量掌握先进技术的劳动人口。 农业品种增加， 生产技术改进， 给本来落后的容美等地区带来了勃勃生机。

　　五、 结论

　　封建社会末期， 俨然 “国中之国” 的土司统治成为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向基层社会延伸的重大障碍。 同时， 康熙、 雍正、 乾隆之际， 中国国力强盛， 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 土司管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面貌与汉族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为弥补土司管辖区生产力的不足， 财力的有限， 土司大小头目经常出入寨堡对周边地区进行扰攘与掠夺， 这严重地影响到周边地区的社会安定。 无论是阻碍中央势力向基层延伸， 还是土司辖区落后的经济， 恶化的社会状况以及对周边地区社会安定的影响， 都已达到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难以容忍的地步。 因此， 改土归流势在必行。

　　然而， 羁縻州郡政策和土司制度是自汉代以来中央王朝对其势力难以达到的 “边徼蛮荒” 之地施行的既定政策， 是中央王朝的大政方针。 这种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稳定了当地社会秩序， 从而对维持相对低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利的，因而该制度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人们的肯定。然而，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阻碍了土司管辖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迟滞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中央王朝实时地废除它也是十分正确的决策。中央的宏观政策对地方施政起着导向作用。容美地区改土归流后设置鹤峰州，第一任知州毛峻德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颁布了一系列文告，包括讲求农事，发展生产；兴文设教，向化风习；力洗婚姻旧俗，革除丧葬陋习，禁止轻生，等等。改土归流以后，移民大量涌入，原土司管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勃勃生机。因此，对于土司管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改土归流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可以说，改土归流的实施，使土司管辖地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末期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雄才大略，终使改土归流得以实施。制度的改革，给土司管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次巨大的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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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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