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赵翼在其着作《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中提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弘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说: “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1573 年登基，于 1620 年去世，在位 48 年。

　　其父明穆宗朱载垕( 年号隆庆，在位 6 年) 在位期间，明廷实行一系列新政，重振国威，史称隆庆新政，为朱翊钧长达 48 年的统治打下了基础。同时隆庆朝在治理国家的同时还为万历皇帝留下了更为宝贵的财富，一位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张居正。通过张居正的惨淡经营，明帝国不仅在后期展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更是突出地表现了明代文官集团是绕过皇权直接对帝国进行统治的政治特点。

　　可以说，“明实亡于万历”是万历皇帝没有监督好文官集团发展与更新的后果。笔者从明代皇帝对上朝制度态度的变化入手，分析其皇权的异化，以及异化过程中发展出的文官集团，揭示其背后蕴含的明代政治历史规律。

　　1 明代内阁制度的产生

　　早在朱元璋和朱棣时期，除去每日上朝之外皇帝还有每周召见百姓的政治活动( 在当时的承天门即现在的午门) 。皇帝作为世俗最高权力，并不是为所欲为，甚至连不想上朝都要向朝臣们报告同意才能请假。“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 185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代的正统皇帝登极时，由于他也只有 9 岁，所以朝中才另作新规定，早期以呈报八件事情为限，而且要求在前一天以书面的方式送达御前。此例一开，早朝即渐成具文。

　　可是直到 15 世纪末期，早朝这一仪式仍然很少间断，即使下雨下雪也还是要坚持不辍，仅仅是由于皇恩浩荡，准许官员可以在朝服上加批雨衣，1477 年又下诏规定各官的张伞随从可以一并入宫。有时皇帝体恤老臣，准许年老的大臣免朝，但这又是属于不轻易授予的额外恩典了。这种繁重的、日复一日的仪式，不仅百官深以为苦，就是皇帝也无法规避，因为没有他的出现，这一仪式就不能存在。1498 年，当时在位的弘治皇帝简直是用央求的口气要求大学土同意免朝一日，因为当夜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神思恍惚，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同意辍朝一日。除此而外，皇帝的近亲或大臣去世，也得照例辍朝一日至三日以志哀悼。然而这种性质的辍朝，得以休息的仅是皇帝一人，百官仍须亲赴午门，对着大殿行礼如仪。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第十代的正德皇帝，即万历的叔祖。”［1］打破这一传统的原因钱穆先生称之为“传统政治的恶化”①。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政治制度的恶化? 背后又反映出什么深刻的原因?

　　真相只有一个，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借胡惟庸案将宰相制度废止②，原中书省事宜放归各部所有，六部生秩为二品，各不相属，都是当时最高官阶，直接向皇帝负责，并且他严令嗣君设置宰相之位。朱元璋本人精力旺盛，乾纲独断，非常人所及。据明初给事中张元辅统计，洪武十七年( 1384 年) 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内外诸司奏事札达 1660 本，共 3391件，即朱元璋平均每日要处理奏章 207 件 411 事。

　　所以当朱元璋去世后，没有宰相制度的局面让以后的皇帝无法应对。于是，能给皇帝在处理政务提建议的部门呼之欲出，这就是内阁制度。

　　其实在洪武十三年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 正三品) ，选年老耆儒担任，任务为“协赞政事”、“讲论治道”，共同考察郡县举贤，封驳刑法等。但刚选上的因年老无法胜任相继致仕而没有具体实施，仅仅设置了一年多时间。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置文华殿大学士辅导太子，仅有正五品。这些大学士仅“侍左右，备顾问而已”［2: 739］。

　　到成祖即位，才有阁臣参与政务的先例。内阁地位上升的主要标志是朱棣在下朝后长时间与阁臣商议机密。但是在成祖一朝，内阁还不是核心机构，所有奏章还由朱棣亲自批复。在洪熙、宣德时期，内阁的地位才显着提高。明仁宗即位后，形成由六部尚书兼任阁臣的局面。但直至明朝灭亡，大学士始终是五品③。宣德时期开始票拟制度，即阁臣在小纸条上写下处理各种奏章的意见并加在奏章里上呈皇帝，供皇帝采用［3］。内阁的崛起隐含了皇权的分权，皇帝不想处理很多的政务使得身边的“秘书”掌握大权，钱穆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 “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下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跳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

　　明成祖也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由此，“阁臣取得了处理国家大事的实权，可以利用详审奏章票拟的机会压制六部，票拟往往成为敕谕发送全国。”［2: 739］在内阁崛起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大臣个人的能力。在明朝皇帝不问政事的情况下，“自有权臣应运而生”。明世宗朱厚熜时夏言、严嵩专权，自此以后，内阁学士朝位班次列在六部之上。

　　2 明代的内侍与阁臣专权

　　明朝中央决策系统的运行有三项内容，廷议、廷推和封驳。廷议是遇到国家军政大事皇帝作出裁决前先由大臣集会商讨的制度。宣德( 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宣德) 以前由皇帝主持，正统( 明英宗朱祁镇，年号正统、天顺) 以后由各部门自己商议，遇到无法划归部门分管的事情则由吏部统一主持。廷议后主持者要将结果上奏，但对皇帝只是建议，不带有任何的强制力。嘉靖后，廷议结果要经过内阁的审核才能上奏。廷推是廷议在功能上的发展，大致成型于成化年间，因为明宪宗朱见深 16 年没有和大臣相见，大臣出缺只能作为大事进入廷议议事序列。

　　封驳，指的是内阁和六科④“封还皇帝的诏书，驳正臣下有误的奏章”［2: 742］。不过当封驳权或廷议廷推完全落到内阁或者宦官手中，则封驳权实际上就被废止了。可以看出，明王朝的政治制度是一套科学的体系，但是由于皇帝本人荒废朝政，执行官员用人不当，不断地使得系统科学的政治体制变形、扭曲。

　　明代明文规定，一切诏令皆出自皇帝亲旨，所以所谓的票拟是阁臣给皇帝个人帮忙而不是制度规定。这便是制度与人事的关系，人事为制度提供了很大的弹性。国家没有明确规定阁臣拥有大权，所以阁臣中是权臣的，都是通过一些非常手段取得的权力地位。可以说，权臣自杨士奇始，内阁逐渐开始成为帝国的中枢神经并同一起发生变化的政治旁枝逐渐发展成熟固定下来，成为明朝中后期最终要的政治决策和实施机构，但是由于阁臣掌权的非正义性、对皇权的威胁，自张居正以后再也没有出类拔萃的、有政治抱负和强力手段实施、推行有效政策的阁臣出现，而内阁彻底成为党争的阵地和争夺的焦点。

　　内阁的崛起所产生最重要的结果是让通过科举制度上升的普通百姓也可以参与国家最重要的决策制定和实施，这就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产生了威胁，形成一个具有极大世俗权力的文官集团。通过科举制度，文官集团内部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并对通过非常渠道取得官位的官员进行清议上的打压;而其内部也围绕权力进行着不断地斗争和分化，形成了很多党派，残酷的党争最终造成了明朝灭亡。

　　那么党派是如何划分的? 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曾总结道: “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4］可见，官员身上的标签主要有相同的生源地，相同的老师学生，在同一年中进士。其中最重要的标签是生源地。明朝科举制度分“南北榜”划分了官员来源区域，造成了潜在的官员标签，分化了文官集团，主要的形成了文官集团内部的不同党派，但这也是主要维系文官集团内部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万历末年至天启初年，朝中的党派主要分为齐党、浙党、楚党，这就是依据家乡划分的①。

　　皇帝面对文官集团感到自己的渺小，面对文官集团中层出的明关系和暗关系，在日常的处理政务中处处受到官员的节制和算计，因此必须找到自己可以依靠的人在政治上帮助自己。除锦衣卫和廷杖制度之外，最重要的依靠对象就是宦官。宣德元年，皇帝下旨设立内书堂，教太监读书，为之后太监的全面参与朝政打下伏笔。明代的宦官有 24 衙门，其中权势最大的称为司礼监。《明史·职官志》记载，司礼监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各一人，秉笔太监若干，主要负责监督皇城内的一切礼仪、刑名，内外奏章及御前勘合，照阁票朱批。同时东厂提督太监由秉笔太监中的第二或第三人担任。司礼监有批红权是太监得以压制内阁的重要手段。宣德元年( 1426 年) ，每日皇帝只批阅几本奏章，其余均由秉笔太监照阁票代皇帝用朱笔批红。到了明英宗即位，因为年幼所以阁臣票拟和司礼秉笔批红成为定制。等到后来的皇帝不上朝不见大臣，太监就成了两者之间的信息传递者，凭借这样的身份，他们往往假传圣旨，或打击阁臣( 阁权最大只在票拟) 。至天启时，魏忠贤担任司礼监秉笔掌印太监，旨从中下，根本不经过内阁。司礼监可以说权出宰辅之上，明英宗时的王振，明武宗时的刘瑾，天启时期的魏忠贤都是掌握大权没有阁臣权力与之制衡。张居正之所以能够掌握明廷的大权也是结交当时的司礼监太监冯保的结果。

　　可见，皇帝一方面把命令决策的内容分权给内阁，另一方面把命令的签署决定权交给司礼监寺人。

　　虽然有内书堂教太监读书，但仍然不能保证太监的文化素质。于是太监专权而专横跋扈。文官结交者甚众。“内寺之权，极盛于熹宗时之魏忠贤。”国家由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和经过正统科举取士途径的阉人治理，手段方式龌龊，让天下认为是一种黑暗政治环境，不能维持权力的合法性，便激起一些正义人士的反抗，这就使得党争的范围扩大，在之前文官集团内的斗争变为所谓的“名节道义”之士和“阉党”的斗争。

　　同时，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之所以形成，皇帝负有最大的责任。皇帝为了控制文官集团，除了利用宦官集团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在文官集团内寻找暂时的帮手，将文官集团分而治之。

　　万历一朝，皇帝越不管，在前朝权臣( 特别是张居正) 的前车之鉴下，接任的首辅开始“和稀泥”，朝廷无事敢做，丧失权威，同时官员不做政事便开始搞权力斗争，结果是权力争夺越激烈，党争越明显，而国家事务却越来越乱。“真待全国正人都卷入党祸，而国脉亦遂短。”［5］万历皇帝当朝，虽然不临朝，但在自己任内除了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张居正外，没有出现权臣和权监，便可以得出结论: 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实际上是皇帝在治国。皇帝放权，不是内侍专权就是阁臣专权，形成一个循环。

　　3 明代阁权与监权形成的原因

　　可以说，由朝政的变化而引发的内阁和太监之间权力的角逐，是一种政治力量均衡的结果，并由此引发出更为深刻的人事和制度原因。在明朝初期，内阁制度因皇帝的能力不足，科举制度实施中选拔的文官，很快占据了中央决策中的关键位置，而宦官对朝政的干预还处在缓慢发展的状态，所以就造成了明初皇帝对文官的依靠和妥协。而到了正德皇帝时，由于他个性奔放，不理朝政，太监刘瑾依靠朱厚照的分权取得大权，同时太监队伍中还有一批人依靠极力巴结朱厚照，得到了皇帝的宠爱，使得有权势的太监成为一党———“八虎”。在武宗之后，嘉庆帝为防止太监专权，便躬亲过问一些事情，这就使得太监感受到自己并不是完全得到皇帝的信任，做事情时也就会注意不过分僭越。这样又使得文官集团在博弈的过程中受到皇帝的信任，于是在内阁又出现了权臣。

　　嘉靖皇帝为了防止太监专权专门冷落打击，连带宫内宫女杂役。相应在外朝，嘉靖很重视内阁的作用，于是他在任期间权相辈出。但嘉靖宠幸权臣严嵩，导致了内阁专权，而严嵩专权贪污腐败，放任国家利益受到侵害，分化了文官集团中的有志之士，开始了文官集团内部的斗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张居正后，万历皇帝才开始对内放松内侍监管，对外削弱大臣权力，于是在天启朝出现了团结文官集团的阉党及其党魁的魏忠贤。这就是明朝围绕皇权，在权相和权监不同方向上摆动的制度回归曲线，由此可以看出太监专权和阁臣专权的在明朝历史上的循环。

　　可见，隆庆朝给万历留下的是强力的、威胁皇权的官员。而万历初期没有相应的宦官与文官集团抗衡，所以他只能在张居正死后才对他反攻倒算。在万历十年到十五年还表现出对国事的热衷的皇帝，而在万历十五年突然变得一声不响，之后的二十几年沉寂在深宫中。我们也许会猜测皇帝懈怠朝政，但自张居正后，万历朝没有出现权监，可见并不是万历不理朝政，表明了是对文官集团的“无暴力不合作”。

　　虽然万历后期曾经在全国开矿收税，目的是增加税收和国家收入，以正常维持日常运转和增强国家能力。但是万历帝并没有通过正规的政府、制度渠道合理收税，却派出太监将地方财富搜刮至内帑，太监们为了讨好邀功在地方极尽手段，搞得全国鸡飞狗跳，加速了明朝的崩溃。这也说明了万历对掌控政府的文官集团不信任。也许，万历实在是对不断进行党争的朝政和由文官集团引领的世风和社会力量没有了一个皇帝统治天下的信心吧，于是对于崇尚道家的明皇室，无为而治便是万历皇帝找到的借口。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M］． 北京: 三联出版社，1997:15．

　　［2］ 白钢． 中国政治制度史［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739 － 742．

　　［3］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 三联出版社，2001: 109．

　　［4］ 张嵚． 朱元璋为何要故意制造科举冤案? ［EB/OL］．

　　［5］ 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