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鹿洞书院洞主之称始于南唐，彼时白鹿洞尚未被称为书院；而是南唐在庐山的国子监，称白鹿国庠。明正德八年（1513）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姓氏志”称：李善道“南唐人，国子监九经。昇元中建国学白鹿洞，以善道为洞主”。［1］据此，李善道似为白鹿洞历史上的首位洞主。自北宋至晚清白鹿洞书院的主持人称呼不一，如南宋时期杨日新主持洞务，称“洞学堂长”；元代叶宗仁，“迹晦丘園而不求闻达，学穷经史而尽力诲人，以此贤才，宜居师表”，被荐授白鹿洞书院山长。［2］明代则称洞主为多，如正德十六年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唐龙疏“起蔡宗兗为白鹿洞主”，吏部核准公文至南康府又有“起蔡宗兗为白鹿洞主札付”等。［3］明天启二年（1622）洞主李应升（1593-1626）修《白鹿书院志》，其中卷五“先献”后附有“主洞姓氏”，刊载自南唐至天启时书院洞主、堂长、山长等人姓氏、仕宦等简要情况。其中列于明朝（志中称国朝———作者注）主洞首位的为胡居仁，“成化间聘主洞事”。在同卷“先献”中胡居仁的介绍较此为详，“胡居仁，号敬斋，余干人。躬耕孝弟，力行有闻，学者宗之。成化间，提学佥事李龄请主洞事，理学复兴。今祀先贤祠。”［4］实际上，从现有的史料看，明代白鹿洞书院首位洞主不是胡居仁，而应为庐陵人周孟中，周任书院洞主在明成化二、三年之间，较胡居仁首次主洞的成化四年要早一至二年。

　　二

　　白鹿洞书院在元末因兵燹被毁而沉寂了近百年。明正统三年（1438年），南康知府翟溥福（1381—1450）开始了明代首次大规模的书院重建，“铲秽除荒，取材僦工，先作礼圣殿、大成门、贯道门，次作明伦堂、两斋、仪门、先贤祠以及燕息之所，凡为屋若干间”。［5］除屋宇外，翟溥福还“延致休何博士为师，简民间俊秀子弟受业其中，会朔望亲临为生徒讲解，老稚观听，动以百计，自是，郡民皆知慕学”［6］。明代白鹿洞书院教学活动即起始于翟溥福时期。但因为没有筹置学田，书院缺乏持续、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从规制完备的角度来看，正统三年兴复的意义主要在于对建筑物的重建，史志上没有留下主持洞务的洞主、求学的生徒、规训的学规等记录。景泰八年（1457）前后，南康知府陈敏政对白鹿洞书院又有过一次小规模的重建，与正统三年的情况类似，此次重建在诸白鹿洞书院志中仅见重修贯道桥等事务，在洞主、生徒、学田、学规等方面亦为空白。

　　天顺六年（1462），广东潮阳人李龄由太仆寺丞升任江西按察使司提学佥事，成化元年（1465）督学至南康府（治今江西星子县），谒白鹿洞书院，“仰瞻其陋，谋欲修之”。李龄有《游白鹿洞》七言律诗存世，从中可知书院当时的冷寂破败及其修复书院的决心：“贯道雨余流水急，钓台春去落花深。山斋寂寞闲佳景，庭院萧条锁绿阴。何日得偿兴复志，重来游赏觅知音。”［7］是年，李龄开始了明代白鹿洞书院第三次重建工程，至成化二年，书院的主要建筑物修葺完备。“其殿祠、斋堂、庑门、桥垣之类，或新其旧，或增其缺，莫不弘其规制，壮其观瞻，大非昔时之比矣。”［8］重建过程中李龄还捐出自己的润笔之资为书院购置学田近百亩，学田租入用于修缮之余，可用于师长束脩、生徒膏火，书院自此有了内生的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恢复持续的教学功能成为可能。从书院狭义的教育功能来看，李龄的兴复是明代白鹿洞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修复。也正在成化二年书院修复后，李龄延聘周孟中主洞书院，使其成为明代白鹿洞书院首位洞主（书院的重建工程一直到成化五年才真正结束，如延宾馆、贯道桥、由礼门贯道门等建筑，兴工于成化四年，迄于成化五年）。

　　周孟中，生卒不详，字时可（一说字山蔵），别号韦庵，江西庐陵人（今江西吉安县）。成化元年领乡荐，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南京文选主事。成化十四年（1478）任福建提学佥事，弘治元年（1488）再迁广西提学副使，历官浙江右布政使，十二年（1499）迁广东左布政使，十五年（1502）以廉能第一升副都御史，卒年六十六。史称周孟中性刚毅，重名节，有治才，事亲笃孝，周恤宗族不遗余力。其学问则本于主敬穷理，“以朱子晚年谓敬字之义，惟畏字近之，故号畏斋；以天性过刚，恐褊急害道，取西门豹佩韦之意，别号韦庵”。有《畏斋稿》（一说《畏斋集》）。［9］成化五年，李龄在江西提学佥事任上中飞语致政还乡，不久辞世。江西士子撰挽诗以表哀情，周孟中为之作《提学李佥宪先生挽诗序》，称：“江西提学佥宪李先生……奉命提调江西学校……孟中时为吉庠生，始见条教，即知所以自奋也……朱夫子所建白鹿洞岁久湮没，重加葺理，延孟中等讲明正学其中。”［10］《明儒言行录》亦称李龄修复白鹿洞书院后聘周孟中为师，“江西学使李公龄兴教白鹿洞书院，聘（周孟中）以为师……来学甚众。”［11］弘治元年，周孟中于广西提学副使任上又遣人赴潮阳李龄庐墓前祭奠其灵，其亲撰的祭文称：“广西按察司副使、门生庐陵周孟中……命桂平县学生施仁致祭于故江西提督学校佥宪李先生之墓，曰：孟中幸出门下，素荷陶甄，聘主白鹿，分谊愈亲，斯文之讬，一线千钓。”［12］“聘主白鹿”即指李龄聘周孟中主洞之实。

　　弘治十二年，周孟中升广东左布政使，十三年（1500），应李龄孙朝质之请作《大明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佥事潮阳李公墓表》，墓表称李龄于提学佥事任上：“黜浮华而尚传注，欲学者因传以通经，执经以证传，心到自得，则明体适用之学在是矣。乃于庐山之下修建朱文公白鹿书院，大集生儒，而延孟中备师席，相与讲明正学。”［13］弘治十四年，周孟中又应李朝质之请于潮阳建乡贤祠，祠祀李龄及潮阳诸乡贤。时为浙江道监察御史的潮阳人翁理为之撰《庆李君朝质建乡贤祠序》，序文亦披露了周孟中主洞的有关情况，“（李龄）总江西学政，立教条，课诸生……为倡俸入之余修建白鹿书院，捐润笔之资，买田以赡诸生。又拔其最者讲学于白鹿，以今方伯周先生之领荐，时主其教”。［14］从以上史料可知李龄督学江西时周孟中曾为吉安府学生，故周称自己为李龄门生。其后李龄复聘周孟中为书院洞主。从李龄兴复书院并于成化五年离职的情况来看，周孟中应聘主洞的时间应在成化二年至成化五年间之间。考诸相关文献，周孟中白鹿洞主之任应在成化二年、三年之间。

　　布衣大儒胡居仁（1434-1484）曾于成化四年和成化十六年两次出任白鹿洞书院洞主，他在成化四年主洞时有《与周孟中》书，②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其计划撰修白鹿洞志，向周孟中询问白鹿洞书院的有关史实并请求帮助，书称：居仁今蒙二司大人延请入白鹿洞，自揆才德疏薄，不足以倡兴斯道。今之士子汩没于功利，慤然志于正学者甚少。蒙遗武平舒冕从刘文纲受经。

　　卒业后复从居仁游，与同入白鹿，月余方归，后生辈如此人之志亦不多见，此皆时可作兴奖拔之功也。希贤室不知谁做，闻是先生命名，不知是否？今已无存。文会堂亦无存。今欲修洞志，追述其事，望回示本末为幸！洞中少书籍，望广求入洞，以嘉惠后学，幸甚。昔朱子虽升去浙东提点，犹拳拳于此，遗钱命后人兴理。先生之心变然，故以为请。［15］据此文可知周孟中执掌书院的时间较胡居仁初次出任洞主的成化四年要早，而白鹿洞书院至成化二年才初步修复完备，因此周孟中任教书院当在成化二年至成化四年之间。

　　胡居仁在成化四年赴白鹿洞之前有《复南康何濬太守》书，书中言及成化三年李龄曾亲赴余干，礼聘胡居仁赴书院任教。书称：“去岁佥宪先生枉辱下顾，今者贤侯善辞令，厚币帛，重烦郡学司训降临衡茅。然此聘贤厚礼，居仁愚陋，曷足以当今，但礼意已至，有不得辞焉者。”［16］但成化三年胡居仁因丧父守制中，没有应聘。胡居仁在写给朋友汪谦的一封信中较隐晦地反映了这个信息：“今宪府潮阳李先生有见于此，即文公旧日讲道之所，重复作兴，此正斯文复盛之秋，豪杰奋励之日，而足下已与其选，必将用力于圣贤之学，以明斯道者。复蒙见谕区区之出处，然此事但当揆之以道，决之以义，亦非居仁之所敢适莫也。”［17］从成化三年李龄亲聘胡居仁赴洞的情况来看，似可说明彼时周孟中已离开书院，而主洞无人。

　　综合以上史料可知：一、李龄兴复白鹿洞书院的基本工程至成化二年完工；二、周孟中在书院兴复后应李龄之聘主持白鹿洞书院；三、成化三年周孟中已从书院洞主位置上离职；四、成化四年胡居仁为白鹿洞书院洞主。由此，可以推定周孟中于成化二年或三年在白鹿洞书院修复一新后应李龄之聘出任洞主，其时较胡居仁任洞主早一至二年，周孟中应为明代白鹿洞书院首位洞主。

　　三

　　按明代科举，洪武十七年颁行科举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八月初九日第一场，．．．．．．会试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为三场，所考文字与乡试同。”［18］周孟中于成化元年中举，按常理应于成化二年赴北京参加会试。但其进士及第在成化五年。周孟中未在成化二年考中进士，或是因为没有参加成化二年的会试，或参加了会试却落第未中。不过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成化二年其正值壮年，且基本可以排除成化元年九月乡试后丁忧的情况，其应该参加了次年京城的会试，因此周孟中极有可能是落第后返乡，应李龄之聘出任书院洞主的。据《昭代典则》称，成化二年三月“赐进士罗伦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19］至三月当年的科举考试全部结束，如果周孟中落榜后即离京，三月出发，正常情况下六月左右可达江西豫章。据此推测，周应聘白鹿洞书院洞主最早应在成化二年六月。至于周孟中成化三年前后何时离开书院则艰于史料难以考证。综合成化三年李龄赴余干聘胡居仁的情况来看，周孟中最早从成化二年六月莅任至最晚成化三年十一月离任，其在白鹿洞书院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为17个月（成化二年、三年无闰月）。

　　周孟中在白鹿洞书院时，“来学之士每至数十人，听受问难，娓娓不穷”，［20］史称其“取程端蒙董铢所为学则，并朱子洞学旧规，严率诸生，皆翕然知所向方，来学甚众”［21］，颇有作为（李龄于成化四年前后作《白鹿洞规》十三条，首条即称“诸生入洞，悉遵《文公教条》及《程董学则》《真西山教子斋规》，不可有违”，似受周孟中影响）。后来周孟中任职福建、广西等地，“端士习，培士气，一以教于白鹿者施之”，［22］可见白鹿洞书院的教育实践对他的影响也颇为深远。但明清时期各白鹿洞书院志不见有关周孟中的记录，其中缘由颇耐人寻味，细究之，似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周主洞时书院刚刚兴复，因为是初创，无论学田、祭祀、讲学等都不完备，所遗留的文字材料极少；二是如前所述，周任洞主时间不长，前后最长不超过17个月；三是周孟中后来宦游省外，虽“皆以提督学校用誉”，但多为地方官学，后又为一省之布政使，几无与书院尤其是白鹿洞书院的交集；四是周孟中的《畏斋集》存于其家，其中或有白鹿洞书院文稿，但文集世所稀见，其中史实书院志的编撰者难以采撷，遂成“遗忘”之实。

　　周孟中应李龄之聘出任明代白鹿洞书院首任洞主，表明明初白鹿洞书院的管理权即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他们对书院的重视程度是影响书院兴衰盛败的重要因素，白鹿洞书院在明代时兴时废其因在此。时人所谓“守斯土者果委靡不振则已，苟有景慕前贤之志，则必慨然为之而不辞也。

　　噫，斯人也，岂易得哉？不然文公去后三百余年，郡守所更不下数十，而重修者仅一见焉”，［23］其意即在此。同时，官员背后的政策变化也容易造成书院变动不居。幸运的是，白鹿洞书院在历史上曾经先儒朱熹兴复，是程朱之学的精神圣地和“正学之门”。明代数次书院禁毁运动虽波及白鹿洞，但所幸影响不大。对白鹿洞书院威胁最严重的当数万历权相张居正禁天下书院讲学，威权横扫，在所难免，白鹿洞也闭门却学，只保留用于祭祀的田地300亩。从白鹿洞书院受官府掌控的角度来看，明代白鹿洞书院官学化倾向十分严重。但同时还应看到，白鹿洞书院亦保持了一定的民间性和包容性，如李龄倡捐兴复，书院所在的南康府绅民纷纷捐赀兴学，民间力量积极参与书院建设；书院洞主的来源则不限于有无功名，周孟中任洞主是为举人，继任书院洞主的胡居仁则是布衣儒士，其标准似乎只惟道德学问。这一精神在明代成化、弘治后多有赓续，如明季万历年间有南昌布衣章潢主洞等。洞主来源的多样性为明代白鹿洞书院在学术上沟通朱陆、和会王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从而使白鹿洞书院一直走在引领我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前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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