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5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6 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再次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有着坚实的历史依据，揭示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遵从的“睦邻友好，和平相处”的传统。

　　秦汉以来，直到 17、18 世纪以前，在大部分历史时段，中国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但是，中国并没有像古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那样奉行扩张政策。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与发达的文官体制为支撑的，是文化的帝国；而后两者则是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之上的，是军事的帝国。

　　当然，中国和周边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过战争，但对中国来说，基本都是防御性的，即使有绝对优势，也从未对周边国家实行殖民统治，更没有吞并周边国家。中国与各周边国家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宗藩关系，业师南炳文先生将这种关系视作地区性的国际安全合作体系。

　　①在这一体系下，中国虽然是宗主国，但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相当松散。在政治上，对藩属国的内政基本上不加干预；在军事上，致力于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努力为藩属国提供安全保障，并协调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以朝贡贸易为主，各藩属国通过向中国朝贡换取丰厚的赏赐，而中国不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是遵从厚往薄来的原则。由此可见，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性的国际安全合作体系，与西方的殖民和霸权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的殖民和霸权体系通常是以军事征服为手段，通过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进行殖民统治，甚至吞并其他国家，以获取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而宗藩体系下的古代中国，对作为藩属国的周边国家不进行直接控制，其影响主要是文化和政治上的，是依靠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和政治、文化上的软实力来获得对中国作为宗主国身份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殖民霸权体系下的军事征服和殖民统治必然会激起被征服国家的反抗，因此对抗是霸权体系下国家关系的常态。但在宗藩体系下，由于宗主国基本上不去干预藩属国的内政，不以军事占领为目的，而且藩属国还能够从朝贡贸易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因此基本上都能认同这一体系，并视是否能够获得宗主国的承认为其政治合法性的标志，也就是说藩属国还能够从这一体系中获得政治安全。

　　下面以明朝为例，对这种国际安全合作体系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其建构的思想文化基础做一简单阐述。

　　元朝是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它在统一全国后，仍然采取扩张政策，很快建立了一个地跨亚欧的帝国，并多次征讨日本、安南、缅甸等国。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明朝政府后，并未继承元朝的扩张政策，而是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重新确立了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地区性国际安全合作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凡是与明朝建立宗藩关系的国家，都须经过明朝的认可和册封，发生王位更替时，也要经过明王朝的许可，新王也须得到明朝的册封，这也被藩属国视作其政权合法性的标志。在这种宗藩关系下，明朝与藩属国之间，虽然名义上是君臣关系，但实际上对藩属国的内政并不干预，即使藩属国之间发生王位争夺的政变，明朝也很少出兵，而仅仅是对篡夺王位者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或者积极从中斡旋。一般情况下，新的国王也会主动与明朝缓和关系，尽力争取明朝的册封和认可，这也是其寻求合法性和巩固权力所必需的。由此可见，明朝与藩属国的关系不同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对于这一点，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如美国着名汉学家费正清就指出，明朝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而是“表现出传统的‘文化主义’”。

　　①以朝鲜半岛为例，1368 年明朝刚建立，高丽便于 8 月份“令百官议通使大明”，②同明朝互派使者。高丽恭愍王时期，对明朝始终保持“事大以诚”，屡派使者到明廷朝贡。高丽的这种政策在《高丽史·恭愍王世家》及《明太祖实录》中均有体现，如 1369 年，恭愍王“以臣事大明，欲击东宁府，以绝北元”。

　　③1370 年 8 月，“高丽遣其三司使姜德赞上表谢赐冕服，贡方物，并纳元所授金印”。

　　④1372年 3 月，又派使“贡方物，且遣子弟入太学”。

　　⑤后来高丽王朝发生政变，恭愍王被弑，辛 王即位，对此明朝虽然大为不满，谴责辛 王“弑君之罪”，并对其朝贡屡“却不受”，但即使在高丽于 1377 年“始行北元‘宣光’年号”的情况下，明朝也始终没有大规模出兵朝鲜。

　　⑥1388 年，李成桂以辛 王“事大不诚”为借口发动政变，废除了辛 王，立昌为国王，迅速调整了同明朝的关系，断绝了同北元的来往，并于 1392 年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了朝鲜王朝，自此，朝鲜王朝始终保持“事大以诚”，两国间的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成为基于儒家文化认同的国际安全合作体系下睦邻友好的典范。在这种体系下，双方的国家安全不仅获得了基本的保障，而且经济文化交流也取得了很大发展。

　　正是基于这种安全保障，朝鲜国王李成桂将这种宗藩体系视作“保国之道”。

　　⑦在明朝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明朝也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一贯政策，经常互派使臣，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宗藩关系。明太祖还明确将“西洋”和南海周边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并告谕省府台臣说：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

　　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地，民劳乃易乱之源。……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

　　①这就为明朝确立了不以武力解决与其他国家争端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有明一代，中国虽然与周边国家也有摩擦和冲突，但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在与日本的关系上，虽然倭寇从明初就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但明太祖仍是寄希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在多次交涉无果后，明太祖断绝了同日本的往来，将其列为“不庭之国”，并列于《祖训》，②但在军事上，明朝仍然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并将其同样列为“不征之国”，只是采取了在沿海各地加强防守和卫所建设的防御政策。明成祖即位后，恢复了与日本的朝贡关系，但嘉靖年间，因日本两派贡使宗设与瑞佐发生“争贡之役”，互相仇杀，并大掠宁波，明朝再次中断与日本的朝贡贸易，但是日本仍不甘心，倭患因此愈加严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明朝仍然只是致力于在本土和沿海剿灭侵扰中国的倭寇，而没有发兵远征日本，也就是说，明朝完全是防御性的。明朝同日本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是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战争。当时，中国之所以出兵朝鲜，不仅因为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更是因为明朝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当时丰臣秀吉虽然侵略的是朝鲜，但其目的在于“窥视中华”，他曾对织田信长说：

　　臣借君之威武，迅速平定中国( 指日本本州)，而君家的宿将老臣未取得领土者极多，宜将中国分予之。臣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

　　他在给其妾浅野氏的信中更明确表示：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③丰臣秀吉是在向朝鲜提出借道进攻中国的要求遭拒绝后才出兵朝鲜的。这时，朝鲜与明朝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正是在藩属国遭蹂躏，本土安全亦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明朝才做出了援朝抗倭的重大战略决策。

　　另外，永乐和仁、宣年间，明朝国力大大增强，郑和率领船队先后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其中第一次二百余艘海船、近两万八千人。如果明朝奉行武力外交，如此庞大的队伍，轻而易举地便能吞并任何一个东南亚的王国。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占领一寸土地”，反而致力于打击海盗，维护海上安全，保护南海诸国贡使和商船。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生擒海盗陈祖义就是维护南海安全的一个重大举措。陈祖义长期称霸海上，劫掠过往商船和贡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郑和依然寄希望于以和平方式招抚。陈祖义虽然表面上答应受抚，但却对郑和船队“潜谋发兵邀劫”。

　　④在这种情况下，郑和船队与陈祖义在旧港展开激烈的海战，生擒了陈祖义，南海的航行安全因此得以恢复，“由是海内振肃”。

　　⑤郑和船队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除了打击海盗外，很少动用武力，更没有在海外建立殖民地。郑和船队每到一个国家，还给予该国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传播中国先进的文化。受明朝和平友好和厚往薄来政策的感召，郑和所到过的国家也都自愿融入由中国为宗主国的国际安全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郑和下西洋“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

　　在整个明代，明朝同其他周边国家虽然也有摩擦发生，但除了援朝抗倭，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睦邻友好、厚往薄来是明朝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虽然明朝在对外交往中遵从睦邻友好、不以武力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但对于他国威胁明朝国家安全的行为，明朝也绝不会坐视不管，朱元璋“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的告谕和万历年间明廷果断出兵援朝抗倭就体现了中国坚决抵抗侵略的决心和意志。

　　中国对外睦邻友好政策及其与周边宗藩关系的建构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儒家讲究礼仪秩序，倡导“仁爱”，强调“和为贵”。这种思想体现在内政上是仁政，主张“以德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理念及其内在逻辑。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已经渗透进中华文明的血液，已经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内核。

　　儒家还将仁政思想扩展到对外关系中，孔子倡导在对外交往中遵从“恭、宽、信、敏、惠”的原则，认为“能行五者为天下，为仁矣！”他反对穷兵黩武。中国虽然将朝鲜以外的周边国家称为四夷，但并未对他们恃强凌弱，而是待之以礼，通过册封等将其纳入藩属体系之中。而对这些藩属国来说，也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对儒家有一定的认同，因此也愿意纳入这一体系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

　　藩属体系的建构是中国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做出的一种防御性的政策选择。费正清就指出，藩属体系下的进贡制度“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的制度。这种制度更多的是建立在儒家伦理观和文化优越感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和军事支配的基础之上”。

　　①实际上，对藩属国来说，自觉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体系也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这一体系下，其国家安全至少能得到中国道义上的支持，而藩属国之间，也不会轻易挑战由这种宗藩关系确立的国际安全秩序。因此，在古代，这一体系对维系国际政治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藩属国还能从这一体系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在以朝贡贸易为主的经济关系中，中国一般都遵从厚往薄来的原则，以体现宗主国对藩属国的恩惠。

　　综上可见，明代的对外关系从实践层面证明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国强必霸”的逻辑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

　　当然，以宗藩关系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合作体系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厚往薄来”实际上是以经济利益的巨大牺牲来换取藩属国名义上的臣服，虽然满足了封建统治阶级中国“天下中心”的狭隘民族意识和唯我独尊的自大心理，但也造成了中国财政紧张，不利于国家的强盛和民生的改善；其次，正是由于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基础上，导致这一体系缺乏稳固性，因此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实力的扩张，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体系便逐渐解体；再次，在这一体系下，中国作为宗主国虽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但宗藩关系也有悖于平等的原则。

　　对于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原则必须批判地继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批判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成为当代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也是对中国古代外交理念的批判继承，他在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更是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