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需要造声势，而造声势则离不了嘴皮子和笔杆子。由于不可能在国内直接演说，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者而言，能不能“妙笔生花”造出摄人心魄的宣传文字来，则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记下了孙中山关于如何进行文字宣传的语录：“先生云：宣传文字，贵能提纲挈领，词意愈简单，人愈明了，一切运动，无不成功。……民众之从违未定，在能举简单事实，参以证据，使群伦相信耳。今用排满口号，其简单明了，又远过于反清复明矣，故革命之进行甚速。至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立国之根本，中人以上能言之，大多数中下级民众，尚难尽解，不若‘排满’口号，更易唤起群众。”[1]159
　　
　　显然，“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立国之根本”说明了革命乃有理以发，为理而行。只不过由于当时民智未开，故只能将革命口号简而化之，以“排满”来“唤起群众”.孙中山说这番话已在袁世凯倒台之后，但若观清末时期的革命宣传，则无一不以此为法式：将“排满”等同于革命。此种宣传方式乃为加速革命的便宜之计，由之所产生的文字内容也于民国建立后迅速被世人所遗忘，然其内在路数却影响深远。
　　
　　简化后的“排满”虽然同样由来有自，但与纷繁的世事相对，无论如何也都只是一部分的道理。用这有限的道理来支撑内涵丰富、目标宏远的革命，自然常有捉襟见肘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激动种姓”,在仅具有限道理的文字中注入极端的情绪。因此，“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豺狼不可亲也”、“满洲去，则中国强”、“犬羊贱族，非我亲昵”、“彼珠申贱族……无文化、无学术、无道德、无思想”乃至“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遏绝尔种族，幕府则建筑尔尸以为京观”[2]95等等诋毁、谩骂甚至恐吓的文字时常见诸革命报刊之上。总的趋向，就是把已经接受儒家文化的满人再次刻画成蛮夷，把中国之落后全都归咎于满族之落后，然后对其喊打喊杀。
　　
　　显然，将满人当作中国一切灾难的祸根，拖进笔杆子里酣畅淋漓地“痛打”一顿，其意已不全在说理，更多的是要以溢满乖戾之气的偏宕之言，来激发无法以道理、学理相究诘的族类之辨。朱执信说：“夫民族之思想，其说明也以理论，不如其感情也。虽极主满汉合一说者，苟其抚心而自思，其嫌恶满洲之心终未尝无也。……彼以倡言民族主义者谓纯根据于感情，不依于学理，是诚然，抑知其以感情言而举国风动者，其故何者乎？实以其感情为一国之所同者，其发为行为必不可抗，此固于学理亦不能谓非者也。”
　　
　　尽管他最后补充“况革命之说实有学理之根据也”[2]118,但这些革命者更看重的往往是“动之以情”.因为书生气地讲大道理或者冷静平和的分析，自然远远比不上令“举国风动”的激越文字更能尽渲染之功、动仇满之念。于是，革命宣传便越来越走极端路线，“陈义惟恐其不高，立言惟恐其不激”[2]513,以煽动、诱导为能事。对于这种文风，站在革命对立面的杨度也颇为欣赏羡慕：“盖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因社会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
　　
　　杨度很清楚排满革命之宣传“虽皆无理”,但由此所造就的“各有一方面之势力”却使其非常心动，亦欲提出自己的口号，“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3]405.这种来自对手的肯定恰恰说明，高亢偏激的论调才是当时的强音，平情说理的一方反而可能落于下风。反对者为了“竞争势力”而效仿革命的宣传手法，革命宣传也就需要更激越、极端的文字来加大火力。两者都在你追我赶地剑走偏锋，而这种剑走偏锋则都成了刻意而为、意在操弄世人“脑筋”的一场“竞赛”.
　　
　　不过，调子唱得太高、话说得太狠，自然就与社会真实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为了弥合这个裂缝，革命者们便又信笔游走、凭空杜撰。有言曰：“（清政府）立宪后，全国人民必隶兵役，然后将弁学校，唯满人得而入之。噫，彼满族殆欲哥萨克我也，印度我也，吾汉族其乐此否耶？”[2]863为此言者，显然无视新军中大量汉人军官的存在这一事实，也没有考虑过汉强满弱的社会状况，而只以既定的结论来演绎满人的恶毒。所以结论越武断，按其需要所构建起来的“证据”也就越离奇怪诞。章太炎为“排满”作宣传，“以洪、杨为神圣，谓曾、左为大盗；见于着述至再至三；深文犷悍，无复人理”,甚至编排出曾国藩之孙曾广钧曾“语人曰：‘吾祖民贼’”的情节；被曾广钧一顿呵斥后，“又复易为家人，羌无主名”.故论者叹曰：“此不直辱其先祖，亦且诋其子孙矣。”[4]14这种借人之名“辱其先祖”、“诋其子孙”的做法已可谓不实不诚的无德之举。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同一时期，章氏却还撰文呼吁道德，强调“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2]513.言行迥异判若两人，但却都真实地出自章太炎一身。以其在《苏报》案中从容入狱的表现而言，章并不是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也深谙无征不信、言必有据的道理。然一旦为了其心中神圣的政治目标，任何事理真实、道德操守都成了可以让道的东西。这也是当时许多革命者共同的心路。章士钊反思当日排满宣传时说：“要之，当日凡可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5]206“实有学理之根据”的革命，却在宣传中不讲事理真实、不顾道德原则，甚至“无所不用其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悖反。
　　
　　这些“排满”的宣传文字虽然很快就在革命成功后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其路数却因能够“虽无理”还“各有一方面势力”而被明显地延续了下来，留在了不少人的笔头之上。不难想见，当无“理”之人欲“竞争势力”的时候，他们会在笔下造出何等霸道、激越的文字，来引发何种激进、极端的情绪以助声势。这些文字对于事理、道理自然同样也缺少敬畏，只作为鼓动煽惑、操纵舆论的工具而存在。由笔头渗透心头，这一逻辑便从文字中流出，遂成指导行为的一种思想惯性，并逼拶着事理、道理步步内缩、节节退让。虽然这些后来者各怀抱负，但透过他们的言行，则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能看到辛亥时期革命者以文字所燃起的光焰。严复曾责梁启超以笔端搅动社会，“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6]632若以之论辛亥的革命文字，又何尝不是如此？
　　
　　参考文献
　　
　　[1]刘禺生。世载堂杂忆[M].中华书局，1960.
　　[2]张枬。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Z].三联书店，1963.
　　[3]刘晴波。杨度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4]李肖聃。星庐笔记[M].岳麓书社，1983.
　　[5]章含之。章士钊全集（第 8 卷）[M].文汇出版社，2000.
　　[6]王栻。严复集[M].中华书局，1986.【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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