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舰队不是奢侈品。对于一个企图占据并守卫广阔地域的强国而言，它必须是排在第一位的。”[1]一个世纪以前，法国海军准将特邦封特尼奥（De Pententenyo）在给《两个世界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 的专栏约稿中，提出了这一见解。对当时的殖民强国而言，此种论断堪为圭臬。[2]
　　
　　19世纪60年代以降，随着英、法舰队逐渐发展成中国海域的常态化军事存在，其对华影响的强度和广度也日渐显着。此后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两国将驻华舰队主力调回参战，对中国的影响才暂告一段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海域，麇集着外国战舰。中国层见错出的变局与英、法纷至沓来的舰队交互作用，在国际战略史的视野下呈现出一派独特的景象。
　　
　　英、法舰队在本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
　　
　　（ 一） 英、法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布局和同盟关系
　　
　　英国作为19世纪的头号殖民强国，在远东的实力自然居于西方列强之首。受其海洋性特征影响，深谙“海洋自由是一切对外军事行动唯一基础”[3]之理的英国人，很早便觊觎“在日本、朝鲜或中国区的一块像埃及一样处于自己保护下的领地，并将建成设防的海军据点”[4].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英国在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逐渐扩大在华影响，不断蚕食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建立通商口岸、把持海关、强租威海卫等行径自不待言，英国战略思想家查尔斯·贝里斯福德（Charles Beresford）甚至在巡游长江流域各省、清查列举各地军力和资源情况后，在其着作《中国的崩溃》中讨论了下一步瓜分中国的可能性。[5]值得注意的是，为确保既得利益不受侵犯，英国也着力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网络。清人译作中记载：“凡英国通至各属国水道，须寔力保护，以便沿途设立煤栈，遇有战事，即可接济本国兵船之用，不必仰求于人”[6]; 位于伦敦白厅的海军部更宣称，一旦战争爆发，英国“可以在24小时内准备十艘加满煤的战列舰和巡洋舰，30到35天即可到达上海地区”,“乘坐高速运输船的50000名英国军队也可以在一星期后登陆。所有这些部队两年所用的军需品和弹药可在战争爆发8周内运到香港或芝罘”[7].上述优势，显然是其他国家力所不及的。
　　
　　与英国影响遍布长江流域不同，法国在远东的势力集中于印度支那及其毗邻的两广、云南地区。一般认为，法国的远东战略不如英国积极，租借广州湾之举也被认为是对英、德等国的效仿，究其本源亦不难理解。首先，英、法两国在海军力量上的差距自克里木战争后逐渐拉大，法国海军甚至一度被当做可有可无的“祖 国 的 祭坛”[8]; 同时，随着“青年学派”（Jeune cole） 的兴起，法国军方更倾向于一种轻便实用的海军发展战略。基于上述两点，法国在中国南方采取了相对防守阵式。它一面“在广州湾建设一流的海军基地，进而防卫鸿基的煤田，加强亚洲中队的实力”[9],一面在两广建设铁路、资助大型轮船，以对抗英国的船运。有鉴于此，地处南隅的广州湾虽然“不足以成为直接瞄准北京的手枪”[10],但作为保障既有利益的沿海据点，其重要意义依旧非常可观。
　　
　　除了英、法两国自身的外交政策，他们在远东的盟友也需关注。建构在利益关系之上的英日同盟与法俄同盟，横亘在远东的土地上，也渗透在远东的海洋中。就英国而言，“他的 企 望 最 为 宽 广，最 为 宏 大，但 也 最 难 实现”[11].纵然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殖民网络，在20世纪到来时，它却不得不面对英布战争留下的兵员紧缺的困难。面对这样的冲击，大英帝国“仍然希望在远东占有统治性的地位”,不过“不单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以日本为中介”[12].“英国外交能弥补其军事上的不足，使其维持在中国的传统高位”[13],日本出于自身考虑也甘愿充当一个“火中取栗”的角色，这种联合行为便水到渠成了。
　　
　　日本在英国支持下势力日盛，引起了法国的高度警觉。日本一度仅需出动海军的一支分舰队，即足以与法国在远东的全部海军力量相抗衡。强烈的落差促使法国于1898年对其远东分舰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新换代，淘汰了一批旧式木制舰船，添置了包括“昂特勒卡斯托”号（Entrecasteaux） 在内的四艘现代化优质巡洋舰[14]和三艘炮舰，总吨位达到20000吨，以期“巩固在东京湾的实力，扩展在云南的影响”[15].另一方面，法国也不忘利用与俄国的同盟关系，借助后者在北京的威望，最大程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英日同盟与法俄同盟使远东地区呈现出微妙的战略平衡。它们在世纪之交远东的三场战争[16]中如影随形，也把中国当成了相互角力的舞台。而海军舰队在这一舞台上的行为表现，无疑是决定整个远东战略局势走向的关键所在。
　　
　　（ 二） 英、法舰队威压中国政局的总体情况
　　
　　1.谈判时的后盾
　　
　　时至清末，列强在华者上至领事，下至教士，皆盛气凌人，常常倚仗特权提出一些无理要求。英、法军舰藉其武力优势，时常充当列强与华对话谈判时的后盾。这种所谓的“炮舰外交”给清政府造成了很大的纷扰。在此试列举几类军舰充作后盾的典型模式：
　　
　　第一，直接驶至事发地，以武力相威胁。英、法驻华舰队中都有多艘小型炮舰常年停在各地领事馆附近，一接到命令即可迅速行动，与外交谈判形成软硬兼施的效果。英国外交界甚至有“一艘停在领事馆窗外的炮舰比一艘远在电报线另一头的巡洋舰更有效”这样的谚语。此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常见，例如1898年末，法国因扩展上海租界问题与清政府闹翻，竟派出军舰前往要挟，“相持月余乃愤愤而去”[17].
　　
　　第二，加紧在中国沿海各处的活动，为谈判制造紧张气氛。早在1875年马嘉理案发生后，英国“中国舰队”司令瑞德尔立即与驻华公使威妥玛商议，向中国各主要港口派出舰船。当李鸿章于1876年赴烟台与威妥玛谈判时，其又派出一支由快速巡洋舰组成的“飞行舰队”驶至牛庄一带进行威压，对取得有利于英国的谈判结果产生了很大影响。[18]
　　
　　第三，外交欺骗与强行夺取同时进行。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甲午战后，此时清政府海权尽丧，根本无力保护沿海地区，发现受骗后也只能承认既成事实。这种情况以法国强占广州湾之例最为明显。法国对广州湾垂涎已久，早先即在附近造兵房、借炮台驻兵[19]; 然而其远东分舰队司令却对清政府称：“法兵无登岸事，兵无占地意，惟有雪贝斯兵轮一只沿海测量”[20],致使总理衙门放松警惕，还命令两广总督“慎密防护，勿张皇生事”[21].不料仅过两个月，法国舰队司令即“带铁甲二艘、炮船二只前往该湾”[22],实行强行占领，此时总理衙门只得同意将广州湾租与法国。
　　
　　2.炫耀武力
　　
　　甲午战前，北洋海军每次大阅，英、法在华舰队都要派出大量舰只前往“观礼”.按照惯例，参加外国海军阅兵本是一种礼节性活动，这种场合下所派军舰一般不应超过2艘，而英、法驻华舰队每次“观礼”时几乎都是主力倾巢而出。以1886年北洋海军第一次大阅为例，英国派舰10艘，法国派舰6艘，而此时的北洋舰队只有5艘大型军舰。英、法舰队虽然在表面上对前来校阅海军的醇亲王奕譞一再示好，施以鸣礼炮二十一响加站桅杆的最高礼节[23],但其舰队本身喧宾夺主的气焰却更加明显。
　　
　　1900年春，当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各国列强为向清政府施压，又在大沽口外集结重兵，并于4月12日举行了海军联合示威活动。对此，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赛（Delcassé） 曾经表示：“如果我国侨民的安全确实需要一次海军示威的话，我是肯定不会拒绝的。”[24]可见，这种严重侵犯主权的行为，在列强眼中，早已变成了行震慑与威压的常举。
　　
　　3.直接干预
　　
　　《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商船和军舰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是为英、法驻华舰队干预中国内政的始作俑者；《烟台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活动的程度加深，各国军舰亦获取了任意游走中国腹地的重要借口。
　　
　　19世纪80年代后，英、法军舰顺沿长江水域干涉中国事务的案例，在当时人的记录中屡见不鲜：1881年，法国军舰准备干涉芜湖骚乱[25];1891年，英、法军舰欲至宜昌干涉教案，中途水浅折回[26];1896年，英国军舰雇员在荆州杀人，引起了不小骚动[27];1900年，一艘英国军舰在荆州迷路，水兵遭中国民众殴打[28]……其中，发生于1895年的法国兵舰至四川干涉教案的行动更是以庞大的规模，惊动了镇江、上海、下关和成都等长江沿岸的地方官员。[29]
　　
　　作为开放租界较早的城市之一，上海也成了英、法海军干涉华务的演习场---1897年4月，上海小车工人抗议工部局加捐，英国军舰“林纳特”号（Linnet）、“普洛弗”号（Plover） 派水兵登岸，协助工部局巡捕及万国商团镇压抗议工人；1898年7月，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发生时，法国军舰“侦察”号（l'Eclaireur） 与“马可波罗”号（le MarcoPolo） 上的水兵奉命登岸，开枪赶走示威群众； 而在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事件发生时，英国水兵再一次踏上了陆地，参与弹压激愤的上海市民。[30]
　　
　　19世纪末英国在拓展香港界址的过程中，不仅让水兵参与了陆地的防卫行动，更出动军舰直接炮轰反抗英国接管新界的当地乡民。1899年4月16日，被抗英武装围困 在 新 界 大 埔 的 英 国 军 队 在 得 到 军 舰“声 誉”号（Fame） 的炮火支持后，连续发起冲击，打退了实力不济的新界乡民。第二天，前来维持接管仪式警戒秩序的军舰“汉伯”号（Humber） 和“孔雀”号（Peacock） 亦投入了战斗，通过猛烈轰击抗英武装的阵地来掩护英国陆军。
　　
　　英、法舰队对清末变局的众多干预事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其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中的所作所为。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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