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有很深刻的社会根源。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动力，而无限加深的民族危机是它的催化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整个中国千疮百孔，广大农民贫苦不堪。《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更是恬不知耻地实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外交政策，使整个中国变成了“洋人的中国”,这与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完全一样。“精神胜利法”是在病态的社会里面产生的一种病态心理。而清政府在当时病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为了掩盖其卖国的本质，把这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演绎到了极致。鲁迅先生笔下的未庄，就是当时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而阿Q就是广大贫苦人民的一员。
　　
　　一、从《阿Q正传》分析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状况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1]农民在地主阶级的剥削下，失去了他们自己原有的土地，只能沦为雇农，得到少量的钱来维持自己的生计。“雇农工资每年十千文，无力娶妻成家，依附雇主过奴隶生活，是农民中最苦的一级。”[2]阿Q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未庄，存在着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 一个是以阿Q为代表的贫苦农民阶级，一个是以假洋鬼子和赵太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摧残和压迫着农民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是当时整个中国阶级对立的缩影。
　　
　　《阿Q正传》开头写道：“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阿Q,你这浑小子！ 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3]这是赵太爷不允许阿Q姓赵。“‘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枝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的头上了。”这是假洋鬼子拿着哭丧棒毫不留情地打在了阿Q的头上。“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啊呀！ 吴妈愣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明天用红烛---要一斤重的，到赵府上去赔罪……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这是阿Q向吴妈求爱，却被说成是造反，还要买红烛去赔罪。以上种种表明，地主阶级对于任何触碰封建主义尊严的东西都要进行打击。作品揭露了他们专横跋扈的丑态，形象地表明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他们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
　　
　　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压榨下，像阿Q这样的农民在经济上也是相当悲惨。“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司里； 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 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 阿Q真能做。临末，因为在晚上，应该送地保加倍酒钱四百文，阿Q正没有现钱，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并且订了五条件。”从以上不难看出，即使阿Q真能做，也是没有家、没有衣服，还饿着肚子，那瘦伶仃的身躯连平时最看不起的小D都打不过，就连地主家的狗腿子地保也要勒索他一笔。作品的这些描写，表现了封建地主的敲诈和勒索，使广大的农民丧失了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在《阿Q正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还对下层农民进行着精神压迫和统治。“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不该如此胡说的……否则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显然，农民阶级必须遵守这些通例，要老老实实地去做奴隶，封建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时候的中国，犹如烈日下暴晒的小草，迫切地需要一场革命来打破黑暗的统治。接下来，一次伟大的革命风暴---辛亥革命到来了。
　　
　　二、从《阿Q正传》分析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功绩在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制度，给未庄的人们也带来了一丝民主清风。“赵太爷小声的叫阿Q为老Q,赵白眼惴惴的称呼阿Q为阿Q哥。”革命党到来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让阿Q这样的农民受到了一丝尊重。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统治，“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把政权让给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反动军阀袁世凯，使革命遭到失败。”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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