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适应的研究是该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生态学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地方性，因此对不同地域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探讨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关注，如郭家骥探讨了藏族对云南高原特殊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体系[1],杨庭硕、罗康隆阐述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与生存智慧[2],等等。本文将系统探讨生活于祖国内陆的土家族与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问题，以期丰富生态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研究。土家族长期繁衍生息在湘鄂渝黔毗连的武陵山区，这一带属于我国南部山区，山崇岭峻，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交通闭塞。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特点制约着土家人的生存与发展，但聪慧的土家人也因此积累了一套与山地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他们的生计方式、生活方式及规约制度文化都是人们长期适应其独特环境的产物。

　　一、混合型生计方式： 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

　　土家族地区惯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当地群众“依山为田，刀耕火种，十日雨则涝，十日不雨则旱，虽农岁所入不能自赡。”[3]为了维持生存，土家人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长期实行混合型生计方式，即农业、林业、畜牧养殖业共同发展，采集渔猎经济有效补充，这种生计方式在维系土家人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保护了当地的自然环境。

　　由于山广田少，土家人长期致力于山、水、土的治理。早在 18 世纪，土家族地区就出现了因地制宜的造田法，他们在坡地砍火畲造梯田，在沼泽地还出现“木块浮土造田法”①。改土归流以后，为了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和提高土地利用率，土家人逐步学会了密植、套种和间种等技术，致使土家族地区“零星散地、田边地角、篱边沟侧、悬崖隙土，亦必广种荞、麦、包谷、草烟、栗、菽、蔬菜、瓜果之类，寸土不使闲”[4].在长期的农事活动实践中，土家人因气候、水源、坡度、土壤等不同而进行差异耕种。不同海拔地带种植不同作物，不同土质种植不同作物。如民国《沿河县志》的《农宜歌》所云： “山地肥者宜诸豆，水田种稻可倍蓰，高山苞谷甚适宜，新垦之田宜小米，湿地宜稗松宜荞，麦类瘠地亦宜子。”[5]

　　在种植过程中，土家人也会根据土地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种植技术，土家谚语云“坡田种齐坡，平田种上角”,“低山湿种田，高山旱丰收”,“旱田脚不停，水田手要勤”,“甘蔗田要平，洋芋田要松”,“肥田栽稀，瘦田栽密”[6],等等。

　　土家人非常珍视林业经济发展。油桐、油茶、药材是当地长期种植的经济林木，此外还有杉树、松树、桦木、枫香等用材林及核桃、柿、梨、枣等果树。俗话说“家有千株桐，永世不受穷”,油桐生产曾经在土家人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人们不仅利用油桐榨取桐油和点灯照明，还把它作为主要贸易品换取自己的生活必需品，来凤百福司历史上曾有“万担桐油下洞庭，十万杉木达九州”之称[7].土家族地区盛产药材，如板党、当归、厚朴、贝母、天麻、白术、黄连、续断、百合、益母草等等，药材也是土家人的收入来源之一。土家族地区林业生产一般实行分区域发展，“山上松柏戴帽，山腰桐、漆、茶、果，房前屋后栽桑养竹”[8],这种传统种植方式既考虑了树木对于不同地带气候的适应性，又考虑了植树造林的经济性及人们的生活需求。

　　畜牧养殖业同样受到土家人的重视。通过经验积累，他们选择了一批适合山区饲养的畜禽品种和饲养方式，如湘西黄牛体型高大，耐热、耐寒、耐湿，抗病力强，春季复膘快，能适应低山、二高山和高山等不同气候。恩施白山羊主要分布在高山，体质强健、行动灵活，善于攀登，适应性强，肉用价值高。牲猪饲养历史久远，他们养猪主要是自食或出售，鹤峰人在道光年间就经常“贩猪他邑，可市布、棉、杂货，以有易无”[9].历史上，土家人养猪大多采取放牧方式，放牧的猪抵抗力较强，各种疫病也较少发生。此外，人们还常常将猪与牛羊一起放养，由于山羊吃树叶，牛吃青草，而猪主要吃块茎植物，这样不仅有利于合理利用植物资源，而且不会造成生态的过度破坏。

　　武陵山区动植物资源丰富，采集渔猎生计方式也一直是土家人生活的重要补充，野生植物则是他们蔬菜、水果、调味品、医药及牲畜饲料等的重要来源。长期以来，他们“住山吃山”,“春来采茶，夏则砍畲，秋则取岩蜂、黄蜡，冬则入山寻黄莲，剥棕，时常以采蕨挖葛为食，饲蜂业，取其蜜靖为赋税之资，购物之具”[10],积累了丰富的野生植物采集知识。在长期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中，他们逐渐了解了许多动物的习性，并根据这些习性掌握了一些智取他们的方法，做到适度适量索取。

　　二、特色化生活方式： 生态和谐的维系

　　土家族的生活方式是当地群众长期适应武陵山区特殊生态环境的结果，突出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人生礼仪、衣食住行、传统节日，等等。

　　（ 一） 人生礼仪与“栽树栽竹”

　　土家族在诞生礼、婚礼、葬礼这些重要的人生礼仪，都流行栽树栽竹的习俗。新生儿诞生时，人们流行“栽喜树”（ 男孩多为椿树，女儿多为泡桐树） ,“喜树”寄寓新生儿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据讲，所栽的“喜树”适应性强，容易成活且生长较快，十五六年即可成材，此时儿女也到了嫁娶年龄，正好用这些树木作为材料打造家具。部分土家人认为，竹子是青年男女忠贞不渝爱情的象征，因此在女子出嫁时，娘家人必须给男方家里送一对连根带叶的小竹子，由新郎把这对竹子栽在自家房屋周围的空地上，竹子的兴盛繁茂寄寓着姻缘的美好。另外，不少地方还流行栽“夫妻杉”,咸丰唐崖土司皇城遗址的玄武山上并排生长两株大古杉，相传系土司王覃鼎之夫人田氏于明天启年间亲手栽植，被当地人称“夫妻杉”,距今 360余年[11].“夫妻杉”已成为土家族人爱情的象征，因此至今许多土家青年结婚时，仍沿袭栽植“夫妻杉”的风俗。土家族地区历来也有在老人坟四周种树的习俗，这些树被称为“千年树”.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树越长越繁盛，竹子越长越多，象征着后代子孙香火永存。

　　（ 二） 衣食住行与生态和谐

　　土家族服饰与武陵山区独特的气候环境密切相连，蕴含着该民族的生存智慧和对美的追求。土家人崇尚俭朴、经济实用，传统服饰充分体现其生态特征。一方面，土家人就地取材，自纺自织自染； 另一方面，土家服饰以简洁耐用为主，以实用不浪费为原则。历史上，鄂西土家男人喜穿三幅围裙，这种围裙以家机布三幅重叠做成，走起路来十分方便，冬天挡风保暖，夏天干活挡灰，抬捞垫肩，休息垫坐，具有多种功能[12].土家族鞋子种类很多，他们根据用途和气候的不同主要制作草鞋、布鞋和钉鞋。其中，“钉鞋”亦称“钉子鞋”,一般都为皮革制成，鞋底钉上一个个小圆形的铁钉以防路滑。武陵山区雨水偏多，日常劳作多在山坡，防滑防水的鞋子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

　　土家人多样化、适度的取食方式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由于武陵山区地形地貌多样，高山、二高山、低山、平坝地区所出产的粮食作物种类繁多，土家人除了食用稻米、麦类外，还将主产的苞谷、洋芋、红薯、荞麦、豆类等制作成常用食品。道光年间，建始县“民之所食者，包谷也、洋芋也，次则蕨根、艾也”[13],五峰“稻麦稀少，包谷以外，近来惟种洋芋，与薯以为佐粮”[14].聪慧能干的土家妇女将杂粮变成细粮，粗食细办，做出许多花色品种和容易下咽的酸辣食品。此外，土家族地区住的山可以说是“万宝山”,可以取食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种类也很多。人们在采集和取食过程中不会专注于某一种生物，这就减轻了对弱势动植物群体的压力，避免了过度垦荒、过分采集与狩猎等生态破坏行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土家人对民居的选择也是极有讲究的。他们的传统民居主要是干栏式结构的吊脚楼，这种住居虽不为土家族所独有，但土家族的住房却独具特色，它属于井院式吊脚楼，“既沿袭了西南各族的干栏样式，又吸收了中原各族的井院式结构”[15].吊脚楼“占天不占地”的构架，一方面为土家人节省出大量宝贵的耕地，另一方面在通风、采光、日照、防潮等诸多方面也优于其他建筑型制。吊脚楼的建筑用材主要是木、土、石三种，是大山中最不缺少的东西，材料相对易得，没有对运输的依赖。土家人根据气流走向、山脉坪坝的阴阳、出行的方便与否及用水的难易程度等确定基址，这是土家人适应当地地形与气候条件、符合生态要求的合理选择。土家族地区山高坡陡，道路险阻，运输艰难。

　　为了对外交流或者互通有无，千百年来，人们因山因水制宜，以不同形式修路架桥，如由几根圆木搭成的“棒棒桥”和“板板桥”、石材为原料架设的石拱桥、竹木架设的“吊桥”、石木共建的“凉亭桥”（ 俗称“风雨桥”） 等等，形成了一道道独特的山区交通文化。由于武陵山区多山，河道迂回狭窄，险滩重重，深浅不一，土家人据此发明了适应于水上漂行的“豌豆角”小木船。此外，还有虽然笨重但易转弯的沿河“歪屁股船”等造型独特的船只以及木排和竹排，等等。

　　（ 三） 节日习俗与健康环保

　　土家族传统节日数量众多，节日内容异常丰富，其中有许多活动都直接与自然生态相关。如农事生产型节日与季节气候直接相连，人们按照农事节令从事不同的农业生产，做到不违农时，如谷雨节播种、清明节种树、小雪犁田，等等。许多祭祀性节日都表达了对动植物、土地等的感激之意，如牛王节祭拜牛、惊蛰节给果树喂饭、二月初二过社日等，这些行为生动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

　　此外，土家族还有一些节日活动直接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健康养生。土家民间有“过年扫院打扬尘，一年四季无鬼神，过年全家扫干净，一年四季不生病”的说法，从腊月二十四这天起，土家族家家户户都要对自己房前屋后进行彻底的清扫，并撒上生石灰。农历五月初五这天，土家人乘着露水上山扯回艾蒿洗澡浴身以健身除病，采集菖蒲悬于门户以药香驱毒，他们还炮制雄黄酒饮用，并在屋内外洒些雄黄酒以驱赶蜈蚣、蛇蝎等，故土家医常说： “端午雄黄驱蛇虫，一年全家得安隆，百草煎汤浴了身，一年四季病不生。喝了雄黄蛇胆酒，土王保你四方走，泼上雄黄灵香水，赶邪赶毒驱魔鬼。”[16]农历六月初六，为了纪念英雄覃垕，土家人各家各户“翻箱倒柜”曝晒衣物，驱除毒气、蛀虫及种种毒物和细菌，这些节日活动都有利于健康环保。

　　三、多样化规约制度： 生态资源的有效管理

　　武陵山区土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与保护自然生态的经验，他们通过乡规、族规、信仰禁忌等来规范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或约定俗成，或竖碑警示，或立据为证，对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家人深知森林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为了保护森林，他们很早就制定并执行“封山禁林”的规定，严禁破坏森林的行为，许多地方都专门立碑。如 湖 南 省 保 靖 县 普 戎 村 于 清 同 治 八 年（ 1869） 所立《悠久无疆碑》云： “物产丰富而任其盗窃，则源会枯竭，培养它则续用无限，放任偷盗则贼心益肆，……为蓄禁山林，村人共议，偷砍桐茶，无论亲疏罚一千五百文，奖首告四百； 徇私放纵，反受其罚……”[17]

　　清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利川市《团堡武圣宫禁告碑》云： “禁告，合场以及乡村众位施主： 窃闻团凸寺实通场乡村之祖山。先年取石运土，佛主不安，……合场以及乡村公议：

　　四围不许搬石取土，后日若有私窃，佛主鉴查，男盗女娼。特告。”[18]

　　这些乡规大多是由全村寨人共同制定和遵守的一项准则，对于乡民的破坏行为有着巨大的约束力。另外，土家族一些地方宗族、家族也非常重视生态保护工作，为此专门制定了族规民约。如湘西永顺县瞿家寨为保护饮水卫生，在瞿氏宗族的族规家训规定，“不能下井舀水，不能在井里洗手，离井三米之内不能洗菜，更不能洗衣洗尿片，离井 100 米之内不能修厕所、牛栏、猪圈等，违规者，以后不能在井里挑水吃。”[19]

　　道光年间，思南长坝丁家山冯氏家族所立《冯氏族碑》云： “为护蓄山林，严禁乱砍滥伐，议定： 乱伐者罚，告发者奖，受贿者惩。”

　　除了乡规民约外，土家族地区还有一些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生态规约制度，对当地人具有普遍约束力。如“草标”就代表土家人的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 森林周围留有草标，说明此处是封山地界，山上的一草一木都要保护； 一口池塘边插上草标，说明塘内有鱼禁止放毒，大家都自觉遵守“草标”的规定。土家人世代遵守的信仰禁忌，有许多内容也与环境密切相关，体现了人们朴素的环保意识。如“村寨的风水树、神树，谁也不准砍伐”,“戌日不动土，逢鼠日忌播种，逢丑日忌用牛，逢七忌砍竹子”,“忌食蛇、猫、乌鸦、鹰等动物”,“七月不赶麂，腊月不赶獐”,等等。这些禁忌规则通过约束与限制相关行为，达到了预防潜在危险、维持自我生存的目的。虽然许多内容在今天看来并非科学，但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曾经发挥过重要的生态保护作用。

　　四、传承与重建： 当代土家族文化的再适应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武陵山区现代化进程，许多农民进城务工，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迁，吊脚楼逐步被钢混结构的砖瓦屋所取代，商店选购的“成衣”替换了就地取材、自纺自织自染的传统服饰，经济条件的改善导致采摘野菜和药草的人越来越少，乡规民约的约束力不断减弱。在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中，许多土家族传统生态智慧在不断流失。但是，由于山地自然生态的长期稳定性，许多传统生态智慧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土家人在新环境中不断摸索，传承并重建了他们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实现了与当代社会的再适应。

　　一方面，土家人重新调整农林牧生产格局，仍然保证对每一寸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力的大量外出，武陵山区的土地出现“相对过剩”局面，土家人将许多土地退耕还林，经济林木产业实现了重大发展。重庆酉阳县酉酬镇景全林木种植有限公司，利用土家族传统畲田农业技术大力发展林木产业，在当地积极参与速丰林、油茶、城周森林屏障、生态绿化、集镇绿化等建设，先后完成造林 3 万余亩，为全县造林工程树立了样板。此外，畜牧养殖业也开始重新得到重视。在湖北恩施、贵州沿河和重庆酉阳，当地政府都大力发展林下养殖产业，畜牧业生产已经稳固地成为该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绝对性支柱和农民增收的依靠力量。农林牧格局的新调整，使得土家族地区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仍然保证了土地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体现了他们的经济理性。

　　另一方面，土家人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产业发展之路。由于生态环境、经济基础、交通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走东部沿海城市工业化的道路，必须凭借当地所拥有的丰厚的自然生态及文化资源优势，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产品，走发展特色产业的道路。自 2006 年以来，土家族许多区域都开展了以发展沼气为主的生态家园建设，大力实施“五改三建”,人们用猪粪生产沼气后用于照明、煮饭、烧水； 用沼液浸种、防虫，沼渣作肥料，建立了“猪-沼-果”、“猪-沼-菜”、“猪-沼-茶”等循环经济生态农业模式，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如鄂西咸丰县以 200 公里茶叶走廊带为重点，引导农民合理轮作、深松少耕、秸秆还田，完善推广“猪-沼-茶”等生态模式，建成有机高效茶园、药材、优质水果、特色蔬菜等有机食品生产基地2. 4 万亩，建成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9. 5 万亩。宣恩“伍家台贡茶”通过喷灌方式给茶树施沼液，实行农药不进园，不用任何杀虫剂，现在有机茶基地通过了世界上最严格的有机食品认证---欧盟认证，茶叶身价陡增，亩产可达 5000 元，是普通茶园产出的一倍以上。

　　五、结论与思考

　　文化生态学代表人斯图尔德认为，文化与环境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 一方面，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对文化具有重要的模塑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文化的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具有超常的认知、利用甚至改造能力。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少数民族为适应其所处生态环境不断创造并调适的产物，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家族在世代延续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与当地自然生态和谐互动的文化体系，他们的生计方式、生活方式、规约制度都体现出与山地环境的高度适应性。但这套文化体系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们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剔除失去现实价值的部分内容，同步增加新的内涵，为其变化的生境而不断地作出调适和重建，正如杨庭硕教授所指出的： “一种文化在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时，或出于提高对自然资源利用效益的需要，……经过逐步地进行文化元素及其结构的重组和整合，形成一种更具生存能力和稳定延续能力的新型文化。”

　　土家族生态文化知识体系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独特民族色彩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当地群众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并经世代相传不断沉淀、过滤和积累起来的。

　　这些地方性知识主要适宜于武陵山区特殊的山地环境，是对山地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它在指导山地民众从事农事活动、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我们今天建设武陵山区的生态文明，就是要更多地依赖这些传统地方性知识去实现土家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在尽可能减少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美丽土家”和“富饶土家”.

　　参考文献：

　　[1]郭家骥。 生态环境与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J]. 民族研究，2003,（ 1） .

　　[2]杨庭硕，罗康隆。 美丽生存---贵州[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3.

　　[3]（ 康熙） 巴东县志。 风俗志[M].

　　[4]（ 嘉庆） 龙山县志。 风俗志[M].

　　[5]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志[M]. 2007: 112.

　　[6]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 鄂西谚语集[Z].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246.

　　[7]杨洪林。 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78.

　　[8]黔江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编。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黔江民间歌谣民间谚语资料集[Z]. 1987: 280.

　　[9]（ 道光） 鹤峰州志。 风俗志[M].

　　[10]湖北省鹤峰县。 甄氏族谱。 山羊隘沿革考[M].

　　[11]恩施州志编纂委员会编。 恩施州志[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186.

　　[12]王子君，陈洪，郑子华。 巴土研究[M]. 宜昌： 长阳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1999: 195.

　　[13]（ 道光） 建始县志。 物产志[M].

　　[14]（ 咸丰） 长乐县志。 杂记志[M].

　　[15]黄柏权。 武陵土家人[M]. 重 庆： 重 庆 出 版 社，2004: 130.

　　[16]朱国豪。 土家族医药[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 61 - 64.

　　[17]彭林绪。 武陵人应对气候变化的传统方式[A]. 中国文化与环境[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76 -182

    [18]王晓宁。 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Z].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4: 119.

　　[19]瞿州莲。 浅论土家族宗族村社制在生态维护中的价值[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5） .

　　[20]国家民委古籍办编。 中国古籍总目提要。 土家族卷[Z]. 北京： 古籍出版社，2008: 74.

　　[21]杨庭硕，吕永锋。 人类的根基： 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266.

　　[22]平锋。 地方性知识的生态性与文化相对性意蕴[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 5） .